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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方法论贡献 ——基于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线索的唯物史观研究
2021年04月28日 16:54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曹典顺 字号
2021年04月28日 16:54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曹典顺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Engels'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曾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第20205期

  内容提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方法论视域,恩格斯独立发现唯物史观的认知逻辑历程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历程极为相似。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社评文章,这些社评的主要方法论原则之一就是“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而这离不开作为《莱茵报》编辑和主编的马克思的关注。这一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交往。恩格斯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使用了“社会发展问题”抽象认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这一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交往走向深化。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使用了“现实生活世界”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分析方法。该著作写作期间两人交往频繁,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由此真正开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

  关键词: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17ZDA003)和江苏省“333工程”科研课题(BRA2019088)阶段性研究成果。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离不开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构筑。那么,人们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构筑呢?从哲学本原的视域理解,由于唯物史观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唯物史观只能被视为一种发现,而不能被视为创造。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才认为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针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中国哲学界权威的观点认为,《神圣家族》已经“日益接近于”唯物史观①,《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第一部成熟作品”②。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因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或者说,那种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个人发现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认为马克思一个人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人,只是将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唯物史观的萌芽,而忽略了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也是唯物史观的萌芽。也就是说,一些人忽略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理由在于,马克思邀请恩格斯与他共同撰写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两部著作的绝大多数内容是马克思撰写的,如果不是肯定了唯物史观也具有恩格斯哲学的认知逻辑,马克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③。我们并不否定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贡献。从恩格斯与马克思交往关系发展的视角研究相关文献,很容易看到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发现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贡献,不仅有“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问题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和对“社会发展问题”抽象认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对“现实生活世界”实践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述的唯物史观发现的方法论贡献是指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而不是指理论逻辑意义上的贡献。这是因为,认知逻辑不等于理论逻辑,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之间的边界不可逾越。

  一、“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与恩格斯、马克思交往的起点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是从《莱茵报》时期开始“从实践观点出发”的视角思考哲学问题的。《莱茵报》搭建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的平台。就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演变而言,之所以认为《莱茵报》时期的恩格斯具有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是因为那时的恩格斯不仅意识到了“理论上的批判并不等于实际上的行动”④,即哲学的理论只有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理论中“才具有生机勃勃的和实践的性格”,而且恩格斯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积极投身到为《莱茵报》撰写文章等写作之中。1842年4月,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时,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担任《莱茵报》主编。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莱茵报》办报的指导思想以利于自己作品被刊用,也是为了更好地与编辑和主编交流,恩格斯在1842年10月初前往《莱茵报》拜访,虽然见到了赫斯但没有见到马克思。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又前往《莱茵报》。有学者认为这一次恩格斯虽然见到了马克思,但很不愉快⑤。我们认为这一判断的根据不够充分。相反认为,此时经过面对面的沟通,马克思已经消除了把恩格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误解。误解消除的根据就是,“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人如果说还不算是朋友的话,至少已经有了共同的战斗目标,恩格斯答应为《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⑥。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次会面标志着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了事业上的交往。当然,也不能就此判断此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已经是朋友。所谓事业上的交往,就是指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用自己的文章“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⑦。

  《莱茵报》给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提供了平台,而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拥有的“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也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不可或缺的原因——哲学原因。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莱茵报》之所以能够成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报纸,一方面是因为《莱茵报》是那个时代德国最为进步的报纸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已经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都认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⑧。一方面,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莱茵报》是能够发表“从实践观点出发”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的进步性报纸。《莱茵报》是“科伦社团”支持创办的以“反对普鲁士宗教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为最终目标⑨的进步性报纸。马克思在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提到的《莱茵报》办报目的,很好地诠释了《莱茵报》的先进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莱茵报》刊登一般理论性的思辨哲学文章,“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⑩。另一方面,此时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已经意识到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在那个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即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抽象的理论批判是可以革除一切社会弊端的最终力量。面对这一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哲学思维,恩格斯在1842年7月给卢格的信中阐释了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11)

  恩格斯之所以会提出“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是因为恩格斯认为谢林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都不足以“获得生命”(12),而这一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恩格斯接触到了谢林哲学,并反思和批判谢林为宗教辩护的哲学逻辑,还因反思谢林哲学而转向拥护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1841年11月中旬,恩格斯在被其称为思想战场的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授的“启示哲学”。恩格斯反对谢林观点,在同年的12月就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的反驳性文章,其后还发表了《谢林和启示》与《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的小册子。恩格斯认为,谢林试图修正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是“否认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13),但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形成“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只是开始更为关注哲学,即此时的恩格斯正处在形成“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的前夜,理由是此时的恩格斯和此前的马克思一样,开始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第二个阶段,恩格斯越来越接受不了青年黑格尔派不愿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态度,同时,马克思转向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并在1842年接触了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后开始信仰“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并不是因为恩格斯和他们的观点一致,而是因为恩格斯同情被谢林批判的黑格尔,也就是说,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密切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共同的哲学。这是因为,尽管“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小团体以及他们的斗争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他却始终摒弃他们的主观主义”(14)。

  就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所体现出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言,这些文章准确地诠释了“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从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与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文来判断,恩格斯已经熟练地使用辩证法思维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实践具有本原性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反过来一定能够为实践服务。恩格斯指出的“不应该认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毫无希望,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我们曾依靠它取得了一些确实不容忽视的成果”(15),表明了实践具有本原性的基础性作用,而恩格斯指出的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经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你们愿意,我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终究会前进的”(16),则表明了理论反过来一定能为实践服务。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的《时文评注》是对德国政论家瓦雷斯罗德讲演的评论,反映出恩格斯认为报纸和哲学就要从实践出发来关注社会现实。这种判断的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恩格斯明确指出瓦雷斯罗德讲演的内容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材料,瓦雷斯罗德“在向广大听众所作的四次幽默演讲中,综合了从直接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得到的材料”(17);其二,恩格斯明确希望瓦雷斯罗德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出哲学的最高水平,即恩格斯指出,理应向瓦雷斯罗德“提出要求:使自己的各个判断相互协调,并且同当代的哲学水平保持一致”(18)。

  二、“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恩格斯、马克思交往的深化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莱茵报》的会面开启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工作交往。但是,标志着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深化的并不是这一事件,而是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将自己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下文简称《大纲》)寄到了马克思手中,而马克思不仅对该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从此开始与恩格斯不断交流思想。马克思对此事件的概括是,“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19)。这就是说,该著作既引起了马克思对《大纲》的关注,也引起了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关注,或者说,马克思开始对恩格斯刮目相看。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接到恩格斯寄来《大纲》的几个月后,即1844年4月,就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即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视域的哲学研究之路,应该与恩格斯这篇文章不无关系,即《大纲》给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带来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所谓启示,就是指恩格斯在《大纲》中揭示了“社会发展问题”的新的认知方法,即“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许有学者会质疑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判断,而用年代史的方法将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解为“国民经济学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很好,也正是因为有此考量,我们只是认为《大纲》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没有形成“政治经济学方法”(20)。之所以认为《大纲》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一是因为《大纲》的理论目标就是否定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用恩格斯的理论解释就是“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21);其二是因为《大纲》明确提出了私有制是社会矛盾总根源的观念,如恩格斯指出,“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覆灭”(22)。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大思想家,准确理解他们交往深化的线索不应该仅仅看到他们通信的频繁,更应该看到通信频繁背后的思想背景,即应该关注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深化的方法论背景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具有试图构筑“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知逻辑。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大纲》之所以被认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关系深化的纽带、起点和标志,既是因为《大纲》阐明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认知方法与马克思设想瓦解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目标相统一,也是因为马克思需要在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切磋和相互支持中得到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从《大纲》阐明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认知方法与马克思设想瓦解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目标相统一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认为《大纲》阐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光辉著作,既融入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也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而这一伟大探索,用麦克莱伦的逻辑来解释就是,马克思对《大纲》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23)。从马克思需要在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切磋和相互支持中得到自身理论水平提高的视角来理解,《大纲》的内容表明恩格斯符合成为马克思志同道合朋友的标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24)。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一生因为事业得罪了很多人。再从马克思不认同别人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判断,马克思对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即必须是志同道合者。通过在《莱茵报》时期对恩格斯文章的阅读和后来对《大纲》的阅读,马克思认可恩格斯的理论素养符合成为自己的事业动力和同志的标准。

  恩格斯之所以会在《大纲》中提出“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也认识到了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现存制度需要被否定。一方面,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离不开物质利益视域,或者说,他们都认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回避不了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阐释。从研究内容来看,《大纲》很好地诠释了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视域的研究,如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25)。从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序言”来看,这一“序言”也很好地诠释了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视域研究,如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6)。另一方面,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想通过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推翻现存的社会发展体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阐释“世界历史”,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7)。在《大纲》中,恩格斯从现存工厂制度的角度批判了现存制度的腐朽,他指出,“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阐述”这个工厂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28)。

  就恩格斯在《大纲》中阐明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言,这一著作完整地呈现了何为“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至少有三大原因。其一,《大纲》阐明了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经济学,虽然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该表述,但是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释了它的基本主旨。恩格斯在《大纲》中针对《国富论》阐释的国民经济学崇尚的自由贸易体系,给予了哲学逻辑意义上的彻底性批判和否定。他指出,“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29)。其二,《大纲》分析了资本、价值、生产等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关于价值,恩格斯指出,“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30),而国民经济学中的“一切却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31)。关于生产,《大纲》阐明了生产费用的组成要素,指出“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32)。关于资本,《大纲》阐释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指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33)。其三,《大纲》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问题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命运。关于何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恩格斯有过明确的表述,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34)。按照恩格斯的这一理解,《大纲》理应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问题。事实上,《大纲》也的确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规律决定着私有制终将瓦解,指出不仅“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35),而且“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标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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