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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三星堆考古助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
2021年04月27日 11: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齐泽垚 字号
2021年04月27日 11: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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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重新开启的三星堆考古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是基于何种背景、有哪些收获、考古发掘的意义何在,是大家尤其关心的话题。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三星堆考古发掘专家顾问组组长王巍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巍先生接受采访 本网记者张雨楠/

  三星堆考古重启引发学界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网:时隔30余年,三星堆考古发掘重新开启,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王巍:大家有一个误解,从1986年发现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之后,三星堆考古看似沉寂了35年,实际上,进入2000年以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就已经在开展。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2018年结项,前后持续17年,主要是研究各地的文明起源以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成都平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所以在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通过艰辛细致的考古工作,我们发现了大型的三星堆古城,发现了清关山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或者叫做宫殿)等。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是配合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古蜀文明传播工程而开展的最新工作。从2018年开始,重点开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在1986年发现三星堆一、二号坑之后,为便于人们参观考察,在一、二号坑旁边建立了透明的树脂平台,这个平台建立在了本次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之上。本次六个坑的发现是在对平台周围进行详细勘探时,发现了三号坑的一角,最终才有了本次的重要发现。说起来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当时的参观平台再扩大几米,这几个祭祀坑很有可能就发现不了了。

 三星堆国家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外景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三星堆博物馆外景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有哪些?

  王巍:本次考古发掘的目的是为了全面研究古蜀文明,包括文化面貌、精神信仰、古蜀文明和夏商王朝以及周围的区域文明的关系。虽然发掘还没有结束,但依据现有考古发现,有望增进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进一步认识。如果从文物的角度分析,重要考古发现首先要看有没有发现原来尚未发现的文物,这次是有的。比如,三号坑有一个铜人,头顶的是一个铜尊,应该是一个神坛,以前在三星堆发现过很小的,只有15厘米,而这次发现的是1.15米。还有黄金面具,原来发现过,但这次新发现的金面具形体更大,残存的半个黄金面具就达280多克,整体的形体比原来发现的要大得多,比金沙遗址发现的也要大。引起网友关注的鸟形金箔片,这也是新发现。还有比如象牙,仅三号坑就130多根,一、二号坑一共才出土60多根。此外,1986年一、二号坑的发掘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望通过新的发掘得到解答。

青铜面具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青铜神树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三星堆考古重建古蜀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网:文献记载古蜀国有先蜀、后蜀两个时期,先、后蜀之间是缺乏文献记载的无王时期。先蜀有“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后蜀有“杜宇—开明”两朝。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先蜀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蜀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其中对应的考古学依据?

  王巍:据文献记载古蜀国的几个王,每个王都好几百年,考古发现和古蜀王朝如何对应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考古发现和王朝之间的直接对照往往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只能说文献记载可能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世系坐标。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有鱼、鸟和箭的形象,这和鱼凫王蕴含的鱼和水鸟的内涵十分吻合。我个人认为金杖所表现的鱼和鸟都应当和鱼凫有关,三星堆文明可能就是在鱼凫这个时代终结的,然后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遗址,可能是另一个新的朝代——杜宇王朝的开始。考古发掘表明,在三星堆特别繁盛的时候,金沙也有人在那里活动,但是三星堆衰落了之后,金沙却迅速崛起,三星堆与金沙之间存在多方面的联系,很可能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有一个古蜀国内部不同势力集团前后取代的关系。

青铜菱形眼形器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青铜眼泡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三星堆文化与三苗文化有什么关系?

  王巍:我们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三星堆文化。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所有的文化遗存都叫三星堆文化。在我们看来,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三星堆一期的文化面貌跟二三期完全不同,一期应该属于宝墩文化的层面,三星堆文化不应包括三星堆的一期。三星堆文化一期时期整个成都平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类型是宝墩文化,其年代大概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到夏代前期。宝墩文化和同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而石家河文化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认为它可能是三苗集团的文化遗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宝墩文化时期应该是成都平原古蜀文明起源的时期,发现了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和大型的建筑基址,可能是古蜀文明最初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网:将考古学文化和神话传说相对应的考古学研究现在是一个热门。在您看来将考古学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对应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王巍:40年前,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考古学界基本上是排斥神话传说的,认为神话传说属于后人的记载,作为信史可信度很低。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这4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考古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很多考古发现和历史上的古史传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比如,传说黄帝、炎帝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确实我们在黄河中游地区,在河南中西部就发现了6000—5500年前的灵宝铸鼎原遗址区。为什么叫铸鼎原?传说黄帝在那里铸鼎。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在铸鼎原遗址一带第一次发现了大型的聚落遗址,面积大的达到上百万平方米的遗址。遗址中部存在制作考究,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大房子。遗址周围有宽大的围沟围绕,防卫色彩浓厚。位于壕沟外的公共墓地中发现规模比一般小墓大数倍的墓葬随葬制作精致的武器——玉石钺,墓主人应是生前掌握着军事指挥的权力。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流行在陶器上绘制彩绘,6500到6000年期间流行鱼纹,6000年以后变成鸟和花的图案。鸟和花的图案开始向周围强烈地辐射,其辐射范围,大约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到长江沿线,然后黄河下游,黄河上游到达河套地区,那些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中原地区文化向周围强力扩张的考古学证据。以上这些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的黄帝炎帝的兴起时代是一样的。再比如,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据太阳的出来的时刻,然后能够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与神话传说的尧帝观像授时决定时令节气十分吻合。而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神树也和传说当中的太阳鸟落在建木上十分契合。固然,古史传说带有很多神话的影子,但是不能因为古史传说带有神话特色就完全否定古史传说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应当在科学考古发掘研究的基础上撷取古史传说的科学价值,重视古代神话传说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青铜大立人像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青铜太阳轮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青铜神坛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三星堆考古力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中国社会科学网:古蜀文明作为地方区域性文明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王巍:这个问题很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依据是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金杖等文物应该是从西亚或埃及等地传播过来的。考古是根据实物说话的。通过我们仔细地观察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铜人、面具等器物确实是中原地区所不见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器物应该是体现了古蜀文明自己的特色,这部分因素是否有境外的来源有待研究,我们也不排除它跟境外文化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为埃及存在金杖,就直接得出成都平原出土的器物和几千公里外的埃及存在联系的结论。考古学上论证两个文化或文明之间发生关联关系并非仅靠如此简单的对比就可以断定的。我们断定某一个文化和其他的文化有联系,要从年代、距离、路线、中间环节等方面整体上考察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关联的可能性。三星堆和埃及之间相隔如此遥远,如果真存在某种关联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中间传播环节。我们注意到,在三星堆考古发现中,大家所关注较少的器物比如说青铜尊、青铜罍等,其风格和中原商文化的器物风格非常相似。玉琮原来是5000年到43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代表器物,后来被中原的夏商王朝所吸纳,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然后又传到了三星堆。夏商王朝后期的大型玉石器,如玉戈、牙璋等仪仗用具在三星堆有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铜牌饰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器物的传播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我们认为古蜀文明最早可能跟夏王朝的后期就有所联系了,但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还是接受了商王朝的文明,至于是主动地吸纳还是商王朝的输出还有待研究。商王朝建立了政权(王朝)之后,在长江中游建立一个重要的基地——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我们最近在那里发现了大规模的冶铸遗址,那里出土的铜器跟中原地区完全一样,显然是一部分商人在那里建立的军事据点,那一带密集的铜矿(包括大冶铜矿、铜绿山铜矿等)带来了盘龙城冶铸技术的发达以及向长江流域游的有力传播。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都带有明显的商文化特点,很可能商王朝的一些因素是经过该地区向周边传播的例证。商王朝的青铜容器、礼器种类很多,但长江中上游的社会上层似乎对铜尊、铜罍这两类铜器情有独钟,这些器物和玉器、仪仗用具共同表明等级身份与地位,三星堆文明在铜尊、铜罍、玉器、仪仗用具等方面与中原王朝的相似性器物表明三星堆上层社会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认同。当然,看到相似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文化的差异性。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出土的铜尊、铜罍之间,器物的相似性很大,其肩部装饰的鸟类,在商王朝中原地区是没有的,是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一带的特点,与当地的鸟信仰有关。三星堆出土的建木——青铜神树上边有鸟的形象,这和山海经里边记载的后羿射日传说具有文化上的内在关联。建木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后羿传说在商代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中就存在了,中原文明很有可能从三星堆文化中吸取了后羿传说并使之融入中华神话传说系统,而后再由中原向四周传播,成为众人皆知的神话故事。三星堆文明与中原王朝文明的诸多联系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构成格局。

  三星堆考古是中国考古发掘、研究、传播最先进手段的集中呈现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谈谈三星堆考古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哪些启示?

  王巍:我觉得三星堆考古是一个呈现中国考古发掘、研究、传播最先进手段的例子,有力助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首先,四川省政府高度重视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相关工作人员准备非常充分,将文化遗产保护放在首位,在发掘之前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考古发掘大棚,里面建了四个玻璃方舱,覆盖整个发掘区域,保证发掘环境的恒温恒湿,采用了最先进的考古发掘记录测绘和检测分析手段和设备。其次,在考古研究中,我们十分注重历史文献、古史传说和考古学的结合。我们在古史传说很密集的古蜀文化密集的地区发现了三星堆遗址,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又进一步能够印证古蜀神话传说的可信性。所以,三星堆考古是历史文献、古史传说和考古学协同研究创新的很好的例子。中国考古研究注重多元一体,既注重中原王朝的发展,同时注意周边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实际上是中原王朝吸收周围的先进文化因素(包括长江下游的玉琮玉璧、古蜀文化的建木太阳鸟这种传说等),然后再向周围传播的过程,我本人称之为“汇聚”和“辐射”的过程,中华文明此后的文明形态中不断地有这样的过程,最终铸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再者,我觉得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过程中学界、媒体和民众深度互动,获得巨大成功。中央电视台下大功夫宣传三星堆考古,派出200多人的直播报道团队,仅技术人员就有一百多人,多场景、多角度的摄像机非常齐全,通过热线、直播和直接回答观众的问题等形式,正确传播了考古知识,贴近了民众。广大网民热切关注三星堆考古,现在网络的总点击量达到了70多亿,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考古的一大特点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每一个最新发现都可以让民众了解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灿烂成就、对世界的贡献,所以民众高度关注。总之,各级政府的重视、媒体宣传的密切配合和技术手段不断的先进、考古学者自己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广大民众的深度参与,都表明中国考古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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