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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群体冲突“六方位”全景式把控
2021年04月12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作者:杨立华 陈一帆 周志忍 字号
2021年04月12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作者:杨立华 陈一帆 周志忍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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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冲突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关系到如何观察和叙述冲突,而且关系到如何面对并解决冲突。冲突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本文的重点在群体冲突。国内现在对群体冲突,在不同情境下,有冲突事件、群体性事件、社会突发性事件等不同称谓。这里以群体冲突统称。

  现有诸多研究,为理解当下群体冲突提供了丰富参考。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群体冲突进行六方位全景把控,希望既能解释后果不好而必须加以控制或消除的冲突,也能解释具一定合理性和有益性而应善加利用的冲突,还能解释好坏难辨却必须直面解决的冲突。

  西方有关群体冲突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更趋系统和丰富。整体上可将其划分为美国实证主义和欧洲历史哲学传统两个类别。从解决具体群体冲突的角度而言,虽然欧洲历史哲学传统的冲突理论为理解群体冲突提供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社会背景考察,但其过于整体主义的分析路径,也促使其冲突解决方式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整体改造和变革的落脚点,这从历史和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角度而言,固然正确,但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并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在当前社会环境和系统的背景下,如何更现实地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群体冲突。对这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所提出的很多理论可能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基于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这些理论,虽各有特点,解释了群体冲突的不同方面,为理解中国群体冲突提供了理论素材,却具有诸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除了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和梯利的动员理论外,很多理论都比较零散,都只解释了群体冲突的某些特征、原因或机制,缺乏系统性,既不能很好地解释冲突,亦不能同时为冲突解决提供系统的操作性措施。(2)很多理论都只解释了冲突为什么发生,却没有解释“冲突为什么不发生或没发生”。从硬币的两面看,直接解释冲突为什么发生固然重要,但解释发生的要素并不必然能解释不发生。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群体冲突,需要构建既能解释“发生”,也能解释“不发生”的理论,这不仅可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也可为使用理论解决实际冲突提供更多可能。(3)很多理论都只是描述性理论,要么缺乏必要的、明确的核心变量,要么变量很难实际测量(如群体的集体感染、概化信念的形成等),降低了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4)这些理论都是在美国背景下产生的,存在诸多和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不符的情况,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群体冲突。实践也证明,任何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现实,或简单套用西方固有模型解释中国现实的做法不仅不理想,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迫切需要发展契合中国社会现实,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群体冲突,既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性,又能同时解释冲突“发生”和“不发生”的群体冲突新理论。

  要发展既对现实冲突有强大解释力,又有较强可应用性的契合中国本土的群体冲突新理论,意味着新理论涉及的变量不仅要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且要能被实际测量,并能据此指导群体冲突的解决。具体到理论模型的构建来说,则要求模型涉及的变量尽可能简单,易于理解,并尽可能少。怎么才能建立这样的理论呢?当然,不能凭空想象,也不能照搬国外,只有在对现实问题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和现有理论对比互证,结合中国现实和模型建构具体要求,才可能发展本土理论,并进行检验完善。

  衡量导致冲突发生的“反抗”因素:“个体或群体的可使用反抗力”、“个体或群体的反抗机会”、“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总刺激”。衡量抑制冲突发生的“控制”因素:“个体或群体的相对利益满足感”、“个体或群体的维持或合作意愿”、“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总约束力”。将上述六个变量衡量的“控制力”和“反抗力”相比较,则会有一个比值,可以此来衡量社会和平或合作程度及冲突发生或扩大程度。此比值可看作是两种力量(“控制力”和“反抗力”)的对比,把其命名为“均衡值”。所谓均衡,就是控制力大于反抗力,社会维持原来和平状态或冲突解决;所谓非均衡就是控制力小于反抗力,社会原有均衡被打破,冲突发生或持续。同样地,所谓均衡或非均衡值,就是控制力与反抗力的对比值。

  1)个体均衡值

  在只考虑个体行为的情况下,均衡值公式可表示如下:

  在以上公式中,分子是三种控制力量的相乘,分母是三种反抗力量的相乘。假定所有分子和分母变量都按相同标准衡量(例最大数值为100或10等,最小为0),则均衡值可用最大为1,最小为0的百分比来表示。如此,则:

  个体均衡值>1,表示均衡,个体采取维持现状或合作措施;

  个体均衡值<1,表示非均衡,个体采取反抗或冲突措施;

  个体均衡值=1,表示处于均衡和非均衡临界点,极不稳定,在不同刺激下,个体有可能采取维持现状或合作的措施,也有可能采取反抗或冲突措施。

  以上公式,可帮助解释个体为什么有些时候采取合作行为,有些时候却采取冲突或反抗行为。

  2)公共均衡值

  如考虑群体,则以上均衡值就变成了群体均衡值。由于群体均衡值显示的是社会群体的公共或集体行为,所以把它命名为“公共均衡值”。如此,则:

  公共均衡值>1,表示公共均衡,群体采取维持现状或合作措施,社会和平;公共均衡值<1,表示公共非均衡,群体采取反抗或冲突措施,社会发生冲突;公共均衡值=1,表示处于公共均衡和非均衡临界点,极不稳定,在不同刺激下,群体有可能采取维持现状或合作的措施,也有可能采取反抗或冲突措施,处于非冲突和冲突的边缘。

  以上公式,可帮助解释群体为什么有些时候采取合作行为,有些时候却采取冲突或反抗行为。

  3)基于个体行为加总的公共均衡值

  虽然公共均衡值有可能是个体均衡值的简单加总,也有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转换关系,但即便如此,群体行为在总体上还可看作是群体所包含的所有个体行为的总和,因为群体不能离开个体,群体行为虽有独立于个体的特点,但也必须通过个体行为表现出来。如假定可近似地将群体行为看成个体行为的加总,也可近似地将公共均衡看作是个体均衡的加总。于是,可把公共均衡看作是群体所包含所有个体均衡的求和,即:

  其中,i代表从1到n个可能的个体。

  多元线性回归表明,总体上,公共相对利益满足感(X1)、公共维持或合作意愿(X2)、社会总约束(X3)、公共反抗机会(X5)和社会总刺激(X6)均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与否有显著影响。特别地,公共相对利益满足感、公共合作意愿及社会总约束力三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示它们对公共均衡值的提高有正向作用,数值越高,均衡值越高,事件发生可能性越低;而公共可使用反抗力、反抗机会及社会总刺激的回归系数则均为负,表示其对公共均衡值的提高有反向作用,数值越高,均衡值越低,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进一步验证了公共均衡值计算公式的合理性。此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在三个正向影响要素中,社会总约束力的系数最高;在三个反向影响要素中,公共反抗机会的系数最高。特别地,在六个影响因素中,公共反抗机会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表明其对公共均衡值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会总约束力和社会总刺激。尽管按经济地域、城乡属性、抗争类型和污染类型等分组后,不同组别间的回归模型值略有差异,但都显示六个核心变量均对冲突发生与否有显著影响。

  按“控制—反抗”的基本逻辑,将六个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六个变量始终存在于冲突发生的全过程,可随时通过对六个变量的考察来分析不同时段的公共均衡和非均衡值。由此,不仅可解释冲突发生与解决,也可描述和跟踪冲突动态演变的全过程。这不仅提高了理论解释力,也为动态研究及预防或解决冲突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已有的群体冲突理论也曾提出不少有关冲突过程的论述。例如,庞蒂将冲突形成过程划分为潜伏、知觉、感受、外显和结果五个阶段;托马斯将冲突过程划分为挫折期、认知期、行为期和结果期;齐美尔认为冲突是一个追求平衡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普鲁特和金盛熙也描述性地分析了冲突螺旋上升的过程。我国学者罗成琳、刘德海、代玉启等从利益博弈角度剖析了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汪伟全、刘德海、柳建文、熊光清等也具体论述了诸如环境污染抗争、农村征地纠纷、网络争议等特定冲突的过程。但很多研究要么将冲突划分成了缺乏统一理论解释的不同阶段(如庞蒂和托马斯),要么处在理论化(如齐美尔)或描述性(如普鲁特和金盛熙)分析阶段,没有统一、简洁地描述冲突的全过程。

  从现实问题解决及社会层面看,转型期中国面临着“发展”与“秩序”问题。如何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引导各方良性互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有关群体性事件解决的各种措施总体上仍是集体主义指导下的政府干预。从这一特定情境出发,可通过对公共均衡值大小的精准刻画,来预见社会冲突与和平的整体态势,为群体冲突应对者提供更加接近于事实“原貌”的公共的、可检验的知识与决策依据。这不仅对群体性事件治理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社会管理创新和冲突综合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

  群体冲突的爆发、演进与平息,实质上是公共均衡六个核心变量互动作用的结果。冲突应对者应将工作思路的重点放在引导变量间的互动关系格局重回公共均衡。同时,实践者和政策制定执行者也必须认识到,既然社会冲突发生与否、解决与否、解决得好坏是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冲突预测预防与解决中就必须同时考虑六因素;否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会发生问题。例如,如预测冲突,仅看到社会总约束力很强,大家对社会和政府等整体上还算满意,也愿意合作解决问题,但没有看到随着社会发展和变化,人们的可使用反抗力也在增大,社会所提供的反抗机会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稍不注意,就会在一定社会事件的触发下陡然升高社会总刺激,从而使三个反抗力量的乘积猛然间超过三个控制力量的乘积,导致冲突骤然发生。这也是当前我国很多群体冲突事件发生的基本逻辑。有些管理者总认为,明明民众的相对利益满足感都很强,也大都安于现状和乐于合作,且社会控制力量也很强,怎么突然因一件小事(如某人失踪,某信息被披露等)就引起了大规模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其奥妙就在此。同样地,如要解决冲突,也要同时从六个方面发力。不能一方面想方设法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提高其相对利益满足感;一方面却又不断地采取蔑视、疏懒等错误方式提高社会刺激,提供新的反抗机会。总之,只有摆脱“碎片化”思维与行动模式,实现对群体冲突发生机理的“六方位”全景式把控,才能进一步提高群体冲突治理的科学性,有效纾解和平息各种群体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

  既然冲突发生与否、解决好坏不是单一要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仅一两个要素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发生或解决。这就说明,在维持公共均衡值一定的情况下,可容许六要素相互调适和变化。这也启示我们:要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冲突,首先应建立起能更加包容六要素不断调适变化的强弹性社会。强弹性社会不仅注重提高人们的相对利益满足感、相对维持和合作意愿以及社会总约束力,也尽量容许不同程度的可使用反抗力、反抗机会和社会总刺激,是整体上更加动态、强健和更富有活力的社会。而且,冲突本身具有诸多正面功能,会和社会弹性产生更大的正向乘数效应。因此,建立强弹性社会,不仅有助于更好地预防和应对社会群体冲突,也更有助于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可包容公共均衡调整的强弹性社会,也应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必须努力追求的迫切目标。

  需强调的是,未来研究要深入探讨如何能更系统、精确和有效地测量新理论所涉及的六个核心变量;除了相对直接的问卷测量之外,也要探讨是否可开发更加系统精确的量表或找到更加合适经济的替代性测量方案。同时,六个核心变量是否会因文化、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未来研究需特别关注的问题。  

 

  (作者单位:杨立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陈一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志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原题《“公共均衡与非均衡”冲突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张征/摘)

作者简介

姓名:杨立华 陈一帆 周志忍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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