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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及其发展
2020年07月27日 10: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作者:乔洪武 字号
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边际革命;福利经济学;阿马蒂亚·森

内容摘要: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连接起来,用来探索科学的、世界性的哲理。经济哲理中包含着经济伦理思想。

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边际革命;福利经济学;阿马蒂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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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恰逢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发35周年。此次将唯一一部著作奖授予《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将经济学原理的技术分析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之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美国经济学家彼特·鲍特克曾说,没有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学会陷入干巴巴的技术分析风险。但是,没有以厂商理论为基础、只是基于逻辑推演和事实的政治经济学,也会陷入只有纯粹的观点和理想的风险。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连接起来,用来探索科学的、世界性的哲理。经济哲理中包含着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这两大学科本是同源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开启了经济学“去伦理化”模式。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福利的经济理论与伦理学联系本来一直密切,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由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中的“最大快乐原理”就是把数学应用到伦理经济学的问题上。所以,“快乐”(或者称“享乐”)经济学有其确定的功利主义伦理基础。而在“快乐”经济学之前,西方经济学只有“财富”经济学;在庇古之前,“福利”二字很少使用,且“福利”比“快乐”的伦理意义要大得多,因而福利经济学一般认为是从庇古开始的。庇古继承了边沁的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福利的总和,经济福利是总福利的一部分。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认为,经济平等可以提供最大量的快乐,即实际收入的平均分配将使满足达到最大。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新福利经济学家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序数效用论,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提出,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社会偏好。由此,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成为新福利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基础。而正是遭到罗宾斯、阿罗等人的批判之后,福利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处于极度衰落状态,其复兴过程也较为缓慢。

  针对20世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贫困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内外兴起了一股旨在“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理论浪潮。阿马蒂亚·森是领军人物,他重建经济学与伦理学内在联系的实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森指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去伦理化”和“贫困化”问题显著地存在于“福利经济学”中。在他看来,现代福利经济学“去伦理化”拒绝考虑任何其他类型的伦理价值规范,其造成的理论“贫困化”完全不顾及人际福利分配问题。这意味着现代福利经济学没有为重要的社会伦理价值留下任何立足之地。除此之外,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还体现在,“帕累托最优”标准在逻辑上不兼容于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几种重要伦理规范。在森看来,上述两种“贫困化”的罪魁祸首在于,现代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极其狭隘的“信息基础”之上,否认除个人“效用”之外的任何其他信息在社会福利评价中的相关性,并规定个体“效用”是“人际不可比”的。森指出,基于利益的社会选择不可能避免个人间效用比较。由此,森提出了实施福利经济学伦理重建的总体方向和途径:打破“福利主义”信息限制条件,拓展社会福利评价的“信息基础”。在他看来,要想把丰富多样的伦理考量与“经济效率”标准整合到社会福利评价的一般框架中,关键是要打破以排他性地刻画个体福利状况的“信息一元主义”教条,以某些不同于“效用”的概念和信息来表征个体福利状况(尽管某种恰当定义的“效用”概念仍可能起到间接或辅助性作用)。森认为,最有效的重建途径是,以“可行能力”概念替代“效用”概念,作为社会福利评价的信息基础。正是这种内在的信息多元性,赋予“可行能力”概念解福利经济学伦理贫乏之困的巨大潜能。森对“可行能力”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体现在他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之本质与过程的理解方面。事实上,以“可行能力”来看待发展的观念,已被公认为森最具特色、最富创造力的思想成果之一。这一思想已经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世界性组织以及许多国家的发展政策和行动议程产生深远影响。也因此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两大知识领域之间重新建立起有效联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这也正是我们率先在国内展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西方经济学学说中挖掘整理和归纳评价经济伦理思想,需要研究者除了具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外,还应具有扎实的哲学伦理学素养。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维克多·J.范伯格认为道德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著以某种方式讨论在经济理论内部道德判断的潜在作用,同时也关注规范经济论述建立的基础:评价的最终标准的理性根据。”,“第二类把伦理或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成为研究的经验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范伯格的评价告诉我们,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一方面应当注重学习、归纳和总结西方哲学家从伦理到经济的范式,对于经济理论内部的道德判断潜在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关注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其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角色的研究。这就特别需要具备经济学和哲学伦理学双重专业素养的学者,对这两个学科进行整合,从经济学大师们的论著中发掘出其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孙冶方奖评委对著作的肯定,说明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跨学科研究,凸显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理论闪光点、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经济伦理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斯·韦伯认为,它既是激发经济行为的精神动力,又是评价人们经济活动是否合乎道义的标尺,并以此来影响人们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选择。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不同文明时态和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且由于国别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不同使其不具有唯一性。但近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及经济伦理思想,既铭刻了欧洲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各个历史时期中经济伦理变迁的依赖路径,又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定出若干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于初步完成市场经济转型进而深化改革以完善自身的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可供借鉴的宝贵作用。例如,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我国如何才能够形成一个全面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呢?哈耶克曾提出,人类文明进步有赖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比其本人拥有的更多的、分散在更多人身上的知识。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认为,哈耶克对知识不完备性的重视是其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决定性贡献,因为现代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也即完备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市场过程由发生着系统性变化的、有关彼此情况的个体性知识的模式所构成,如果承认那些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最完全地利用‘不会全部赋予任何单个人的知识’的社会制度的规范性意义,那就会给微观经济学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带来革命威胁。……哈耶克关于知识的洞见,要求对这些领域的理解进行一场综合性的、完全的(或动态的)主观主义革命。”哈耶克的洞见将导致一种新市场观的诞生,将市场秩序描绘成一个发现过程。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达成一个共识:经济理论需要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外的第四大柱石——制度(institution)。一个国家选择并确立宽松与自由、开放与放开的制度安排,是激励创新之母。没有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光靠抓人才、挖人才,创新将非常稀缺,也难以为继。所以,西方经济学家睿智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仍具有启示价值。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赵明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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