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国际关系学 >> 头条新闻
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 ——兼论非洲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反差
2021年04月23日 13:54 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作者:张宏明 字号
2021年04月23日 13:54
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作者:张宏明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启动的。这也是导致许多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重要原因,突出体现在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真正解体或消除,只是受到程度不同的削弱。民主开启的特殊性及民主转型的失范,使得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仍滞留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层面,而民主文化的培育则依然任重道远。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能仅凭选举周期的届数或政权更迭的频率来判定,而应取决于蕴涵其中的民主价值含量。较之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质量更为重要。非洲的经验表明,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起步,但条件的充分与否则关系到民主化推进的速率、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主制度的形态和效能。这也是转型后的非洲国家民主政体为何多系介乎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的缘由所在。非洲的经验还表明,“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始终伴随着各国民主化进程,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化,较之“政治行为人”的能动作用,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作用正日益凸显。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并未完全照搬照抄外部经验特别是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非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非洲国家现实的民主政治总体上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政体”或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体类型,且会在非洲存续很长时间。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这也正是非洲民主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非洲政治;民主开启;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民主质量 

    作者简介: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101)。

  

  2020年适逢被史学家称之为“非洲独立年”的第一个甲子。政治独立开启了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探索之路。在过去60年,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向经历了由民主政体向威权政体、再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两次比较大的政治变革。作为非洲国家政治探索的持续过程,萌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民主化运动已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这次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发生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治生态,同时也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经济关系,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非洲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域外国家与非洲及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对非洲民主化是非曲直的评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本轮非洲民主化开启3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和评估其利弊得失可谓适逢其时。(1)

  非洲民主化由民主开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三个既相对区隔,又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阶段构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2)借助既有的民主化理论,通过梳理非洲民主化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试图解析或回答下述问题(3):其一,非洲政治民主化为什么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初形成潮涌,如何辩证地看待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关系?其二,非洲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如何辨析结构因素与过程因素及功能分析与行为分析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其三,非洲民主化实践在哪些方面背离了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先验”认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缘由何在,如何看待其“混合政体”?其四,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为什么进展缓慢,其民主化进程为何仍滞留于制度建设层面,其缘由何在,如何评估非洲政治民主化,其原则或标准是什么?

  非洲政治民主化萌发的时空环境

  笔者在《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一书的开页之言即写道:“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历程和轨迹表明,其对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取向和设置并非是其领导人心血来潮或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受到其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等种种特定的条件和因素制约的,是上述条件和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4)本轮非洲政治民主化运动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初形成潮涌绝非偶然,同样是由特定的“时空环境”所塑造的氛围促成的,从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特别是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非洲民主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启动的。不过,本轮非洲民主化又不同于在独立之初宗主国单方面强加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验,因为这之中包含着非洲人自身的政治探索或政治意愿,这也是本次民主化未重蹈中途夭折之覆辙并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站在非洲国家当权者的视角,本轮政治民主化是在内外压力交互作用下开启的,内部压力主要是经济危机以及由其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外部压力则主要源于苏东剧变及其所引发的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态度的变化。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可能孤立地发挥作用,但是本轮非洲民主化开启于国际格局转换之际,联系到非洲国家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及其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脆弱性,外部压力的作用不容低估。梳理内因、外因在非洲民主开启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厘清它们各自作用于政治变革的时间或次序,以及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尤其是关键的时间节点彼此交集、互动所产生的共振效应。

  (一)经济因素与非洲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因素虽只是促成非洲政治变革的诸多因素之一,但又是其中最为基本的因素。概言之,经济因素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进步为政治发展构成支撑或对政治发展提出正向要求,即比较政治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另外一种则是经济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对政治变革的“逆向要求”,系指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压力传导到政治系统,进而引发政治变革甚或政治革命。非洲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即政治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要求,而是非洲国家的当权者迫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压力而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协。这种由经济危机所引发政治变革亦可谓非洲民主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影响非洲政治变革的经济因素主要由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两部分构成。虽然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所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可能会引发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但是政治变革是否一定会演化为政治民主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换言之,非洲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按照西方比较政治学或民主化理论,贫困落后国家的经济危机无益于政治民主化,更无助于民主巩固。这也是为什么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质疑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是否有可能实行政治民主化的缘由所在。(5)非洲的经验显示,虽然由于结构调整而加剧的经济危机并不构成民主政治的生成条件,但它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则为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营造了一种“压迫性”的氛围,并通过与外部压力的交互作用迫使当权者做出政治让步。(6)

  1.经济危机在非洲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

  由于内部发展战略失误,加之外部经济环境恶化,非洲经济形势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趋于恶化,进入80年代更是每况愈下。(7)为扭转危局或进行自救,1980年4月非洲统一组织出台了《拉各斯行动计划》,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该计划形同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只得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其条件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因为除此之外,非洲国家找不到其他贷款渠道。然而,结构调整对非洲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从结果来看,但凡实施结构调整的非洲国家都引发了市民阶层的不满,许多国家还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或“城市暴动”,进而形成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并发的危局。这迫使一些非洲国家不得不中止执行“结构调整计划”,而暂停履行其所承诺的义务就意味着失去外援,其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不少非洲国家几经反复,但是面对公职人员的工资甚至军饷难能按时足额发放的严酷现实,最终只能重启“结构调整计划”。例如,分别开启本轮法语非洲国家和英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先河的贝宁和赞比亚都曾发生过此类情况。这表明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得不借助外援来维持其运转的地步,许多非洲国家正是在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交互作用下开启民主化进程的。由此可见,不仅经济发展可以正向地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危机同样也能够逆向地触发政治变革甚或政治革命。那么,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是如何发生关联性的,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引发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呢?

  2.结构调整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

  从时序上说,非洲国家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才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的,因此,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在初始阶段原本是“前因后果”关系。为了获得援助性贷款,非洲国家必须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但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药方”需要较长的疗程,短期内结构调整非但未能缓解经济危机,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于是,两者的关系又由初期的“前因后果”关系演化为“互为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的这种“悖论”关系在非洲宏观经济指标中也得到相应的反映,突出体现在:经济增长幅度持续下降,债务负担逐年加重,财政赤字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均收入逐年下降,而且整个非洲大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得以幸免。(8)在结构调整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非洲经历了独立以来最为广泛而深重的经济危机,因而被视为“失去的10年”。经过10年左右的结构调整,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贫困状况甚至比独立时更糟糕。例如,非洲大陆的债务从1980年的480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2500亿美元(9);同期,非洲大陆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17个增至28个。(1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身陷经济危机的非洲国家一旦接受《结构调整方案》后便身不由己甚或势如骑虎,难以摆脱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事实上,自《结构调整方案》出台后,接受此方案的非洲国家在逐年增多,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除个别国家之外,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加入这一行列。

  3.结构调整在非洲民主化中扮演的角色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设计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核心要义是实行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鉴于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因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是其80年代实施经济自由化合乎逻辑的延伸。从时序上或表象上看,特别是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匹配的视角,两者的确构成正相关性,甚至可以将经济自由化视为非洲政治民主化的先导。但客观地讲,在初始阶段,国际金融机构在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的初衷是解决非洲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并未涉及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在探究以往对非洲援助项目失败的原因时,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政策环境”上,但这里所谓的“政策环境”也是局限于经济范畴,特别是指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布的《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报告》(又称《伯格报告》)中指出,非洲国家的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破坏了经济激励机制,进而阻塞了经济增长,并据此劝导非洲国家政府摒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发挥市场的作用,以此作为向其提供贷款的条件。(11)而这些贷款条件的具体条款也局限于经济范畴,诸如压缩政府开支、实行货币贬值、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等。但是,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特别是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逐步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发生了关联性。随之,结构调整的角色也发生变化。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下述两种方式或路径作用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或政治民主化。

  其一,结构调整悄然地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削弱了非洲国家威权政府的统治基础。虽然这种结果并非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初衷,但随着接受《结构调整方案》国家的增多及该方案在非洲各国的深化,无形中达到了这种效果。结构调整的要旨是实行经济自由化,非洲国家如欲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援助,就必须满足其严苛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均会或多或少地弱化非洲国家当权者的执政基础。例如,压缩政府开支意味着大幅削减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甚至要大幅裁减公务人员;货币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引发消费价格的上涨;放开资本管控使得外资可以自由流动,非洲国家或将失去经济自主权;私有化意味着原先由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向私人企业放开,等等。而上述举措特别是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或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就意味着非洲国家威权政权通过拉拢手段用以维系庇护关系的资源的减少,这无疑会削弱其“政治合法性基础”。英国学者阿莱克斯·汤普森在《非洲政治导论》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结构调整方案》的社会、政治影响,并认为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庇护关系的松动对非洲国家当权者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12)

  其二,继经济条件之后,国际金融机构又对执行《结构调整方案》的非洲国家附加了“政治条款”。在《结构调整方案》在非洲行将推行到第10个年头之际,随着冷战结局趋于明朗,受非洲国家的内部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受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威权政权态度变化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在推行《结构调整方案》的过程中也逐步显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向。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世界银行不仅一如既往地要求非洲国家政府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也开始关注并鼓励其进行政治改革。(13)自此,对非洲国家而言,由经济危机导致的结构调整及由结构调整加剧的经济危机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而兼具经济、政治及内因、外因的双重属性。在国内危机并发和国际格局转换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经济因素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经济危机是导致非洲国家当权者接受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由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结构调整则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随着其对结构调整附加“政治条款”,进一步弱化了非洲威权政权抗拒政治变革的承压能力。(14)一方面,非洲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导致了其政治上的脆弱性,加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由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当外援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政府预算的主要来源,甚至占到政府预算一半以上的情况下(15),抗拒政治变革就意味着失去外援;反之,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当权者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来自内部,同样也来自外部,随着东西方缓和特别是冷战的终结,西方已无须再看非洲国家的“脸色”行事,而当西方大国与国际金融机构这两个非洲最主要的债权方联手后,其所形成的高压态势对于已经依赖于举债度日的非洲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二)外部环境变化对非洲民主化的影响

  非洲政治民主化萌发于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并在冷战终结之初形成高潮绝非偶然。既然政治民主化并非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进程,亦非非洲国家当权者自觉自愿的选择,那么,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便不容忽视。而“最重要的外部原因是1989年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的冷战结束”(16)。非洲国家积贫积弱,加之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其极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源于苏联东欧内部事态演化所促成的东西方缓和并最终导致冷战终结,后者直接影响到了东西方与非洲的关系以及非洲国家的国际处境。外部环境的变化还使得非洲国家长期被掩盖或积压的各种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并集中爆发,随之,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政治变革问题超出国界,成为西方大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苏东剧变对非洲政治变革具有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西方大国在非洲“行事逻辑”的变化则使得民主化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唯一选项。唯其如是,一些非洲学者认为,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将民主问题“政治化”的结果。西方学者亦不讳言,非洲国家以民主化为指向的政治变革更多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优先选择。(17)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亦可谓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博弈之结果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由苏东剧变和西方高压两大因素促成的,那么,对非洲而言,这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施加影响的呢?

  1.苏东剧变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产生影响。

  从时序上说,苏东剧变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在先,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亦首先源于苏联东欧国家内部政治事态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酝酿的政治演变在非洲引发了广泛的政治辩论,其对非洲国家政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如时任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所言“风从东方来,撼动了椰子树”。(18)柏林墙的倒塌,一方面使得那些追随、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一党制国家失去了靠山或庇护,陷入迷惘、失落;另一方面则使非洲国家在野或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治精英深受鼓舞,激发了他们要求改弦更张、图谋政治变革的信心和勇气。尤为重要的是,苏东剧变还导致西方对非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致使非洲国家失去了东西方对抗所营造出的左右逢源的活动空间,在国际上陷入了既无依、又无靠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的威权政权,无论是亲东方的索马里巴雷政权,还是亲西方的扎伊尔蒙博托政权,均不可能再通过“选边站”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了。苏东剧变对非洲威权政权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比较而言,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更是首当其冲,面临着国内要求实行政治变革的巨大压力,诚如肯尼亚学者阿里·马兹鲁伊所言,“欧洲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给非洲社会主义以沉重的一击”(19),至少是加速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脱钩的进程。随之,非洲政治变革的帷幕徐徐开启,事实上,无论是在法语非洲、英语非洲还是葡语非洲地区,率先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也都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

  2.东西方缓和导致西方对非洲政策发生变化。

  虽然从时序上说苏东剧变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在先,但来自西方的压力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更大,其政治指向意义也更明确。换言之,苏东剧变对非洲政治变革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行事逻辑”的变化则迫使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的取向上改弦更张。然而,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威权政权态度的变化则是源于苏联东欧内部局势演化所促成的东西方缓和以及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特别是冷战终结,后者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使得非洲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急剧下降,且失去了与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尤为严重的是,它还直接影响到了西方大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冷战时期,西方大国在非洲奉行的是遏制战略。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往往视而不见甚至采取容忍的态度。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西方容忍非洲威权主义政权存续的理由或逻辑便不复存在了。加之,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倒向西方,致使西方大国在推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毫无顾忌。美国对待昔日盟友蒙博托政权的态度变化,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对西方大国而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争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大国在继续凭借其经济实力迫使非洲国家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利用苏东剧变、冷战终结的有利时机胁迫非洲国家进行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变革。

  3.西方高压政策主导着非洲政治变革的方向。

  西方因素特别是来自西方大国的压力虽然始终伴随着非洲民主化进程,但是,在非洲民主化的不同阶段,西方因素的内涵特别是西方大国压力的力度是不同的。比较而言,西方大国在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开启阶段所施加的压力最大,影响也最明显。东西方缓和特别是冷战终结因素使得非洲国家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将经济援助与非洲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挂钩(20),以迫使其按照西方预设的轨道进行政治变革。1989年华盛顿率先表示,新型的美非关系必须建立在对美国政治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美国今后只援助那些进行西式民主政治变革的非洲国家。稍后,作为非洲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直言不讳地告诫并敦促非洲国家领导人,如果非洲国家希望从法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就必须朝着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努力。密特朗总统甚至明确告知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民主政治的内容应涵盖代议制度、多党制、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尊重人权等。(21)西方学者亦不讳言,非洲民主化是西方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国际化”之结果。为了将西方民主制度强行移植到非洲大陆,其对非洲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无异于是一场“民主轰炸”(bombardement démocratique)。(22)在这种情势下,民主化自然也就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唯一选项。(2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西方出资者的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甚或主导着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这在非洲民主化的初始阶段尤为明显。(24)

  综上所述,虽然非洲政治民主化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西方因素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原因在于,始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的非洲政治民主化更多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优先选择。关于内外因素在非洲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不宜陷入僵化的机械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戈兰·海登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尽管多数非洲国家内部存在接受自由民主观念的社会力量,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对政治改革的反应仍然受到各自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制约,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这种地位。尤其是某个特定的非洲国家依赖西方援助的程度往往会影响到其反应。”(25)实际情况亦如是,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程度越高,其抗拒政治民主化的筹码就越少。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抗曾构成非洲国家威权政体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则意味着这一条件不复存在,这必然要对附着于其上的威权政体产生影响。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如果不能起码地实现那些被视为与民主相关的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自由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就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特别是失去外部援助。因此,站在新旧国际格局转换这一更广阔的背景来审视内因、外因在非洲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求结束威权统治、实行政治变革的动因源于非洲内部,而加速非洲国家走上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化之路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屈从于外部的压力。(26)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诸多非洲国家的国别案例中得到印证。(27)

  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和缘由

  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民主开启(Democratic Initiation)则是这一进程的起始点。根据非洲的经验,当一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以口头承诺或法律文本的方式郑重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以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民主化之后,便标志着该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启。鉴于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化是本次非洲政治变革的核心内容和突出特征,似可将开放党禁,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承诺在规约的期限内举行竞争性选举;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承认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与民主政治相关要素的颁布实施或承诺实施,作为民主开启的内涵与标志。关于非洲民主化的阶段划分,学界尚无定论,将民主开启单列为一个阶段系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相悖,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并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所激发的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正向要求,而是内外环境变化甚至是社会经济危机压迫政治体制变革的逆向反应;其二,与西方国家甚至是与那些早期汇入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非西方国家不同,非洲民主化发生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是在外部环境失衡、内部条件不充分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启动的;其三,与南欧、拉丁美洲及东欧国家的许多执政党和当权者明确支持并主动倡导政治民主化不同,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当权者大多抵制政治民主化,致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化在开启阶段便一波三折,有些国家甚或几经反复、无果而终。既然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并且是在其自身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启的,那么,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如何,有哪些特点?促成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主导因素是什么?

  (一)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和特点

  如果将一国政府以口头承诺或法律文本的方式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或政治自由化作为民主开启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多数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时间跨度大致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28)20世纪80年代末,以阿尔及利亚和贝宁为先导,非洲国家相继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由此揭开了跨世纪的波及整个大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总体而言,非洲民主化在初兴之时的发展态势是令人鼓舞的,民主化在非洲大陆传播速度之快及其所引发的“多米诺效应”超出了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和学者的预料。下述两组数据对比亦可印证这一点,1989年初在非洲51个国家中,一党制国家有27个,军政权国家为12个,如果加上2个君主制国家,威权政体国家数量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以上(29),但到了1991年底,约有40个非洲国家相继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同样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政治民主化演化的三个阶段中,较之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民主开启阶段的时间跨度相对集中、紧凑。这一方面反映出在国内经济危机及国际格局转换之际非洲国家在政治变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显露出非洲国家经济对外依附性所导致的政治脆弱性,同时还表明民主化浪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在非洲大陆形成潮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洲国家当权者逆潮流而动,抗拒实行政治民主化,无异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赌注,因此尽管不情愿,但基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量,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者还是做出了顺势而为的策略性选择。

  1.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

  非洲不同国家民主开启的具体动因和过程虽然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触发非洲政治民主化的主导因素也存在争议,但各国所处的“时空环境”则大同小异,其间所发生的与非洲民主化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时序关系及其因果关系也是明晰可辨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内部发展战略失误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双重打击,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而经济危机加剧了财政困难,使许多非洲国家连公务员甚至是军人的薪金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为解燃眉之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被迫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方案》,但“远水难解近渴”,在社会承受力已达临界点之际,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加之政治独裁、官员贪腐等积弊,遂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反独裁、求民生、争民权的政治抗议运动。换言之,早在民主化浪潮登陆之前,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城市就已经掀起了“街头运动”,工会组织和大学生组织是各国“街头运动”的主力军,生活在城市的各行业、各阶层居民也纷纷加入其中。在部分精英分子的鼓动和运作下,许多非洲国家由民生诉求引发的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要求铲除社会弊端、实行政治革新的政治运动。在野的特别是反对派政治精英则乘势结成反政府的联盟,并利用民众的求变心理迫使本国的执政当局实行政治民主化。开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主化先河的贝宁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3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无论情愿与否,基于自身政治安全考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执政当局都在酝酿政治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迅速在非洲形成潮涌,并且席卷着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如刚果共和国、马达加斯加等),还是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肯尼亚、科特迪瓦等);无论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如南非、加蓬等),还是比较贫困的国家(如毛里塔尼亚、马里等);无论是文官掌权的国家(如津巴布韦、喀麦隆等),还是军人统治的国家(如扎伊尔、几内亚等),或是君主制国家(莱索托);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如赞比亚、佛得角等),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如尼日尔、马里等),或是传统宗教信仰占相对多数的国家(如贝宁、几内亚比绍等);无论是地区大国(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还是小国(如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可以说,意识形态不分左中右,经济发展水平不分上中下,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地域不分东南西北中、人口不分多寡,甚至包括那些仍处于战乱中的非洲国家(如索马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乍得等)都纷纷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政治民主化。(31)

  2.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特点

  民主化浪潮之所以如此迅猛地在整个非洲大陆形成燎原之势,除了内外压力的交互作用之外,还在于“贝宁模式”(32)的示范作用以及民主化运动在非洲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相互效仿和传导的“多米诺效应”。非洲政治形势发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无论非洲国家当权者情愿与否,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开启本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而是何时开启、如何开启的问题。事实上,面对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浪潮,非洲各国的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反复的“沙盘推演”。(33)在民主化已成大势所趋情势下,如果当权者不因势利导、顺应时势,那么,局势就将失控,甚至会朝着威胁当权者政治安全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非洲国家的当权者纷纷效仿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为赢得政治独立所采取的策略,恩克鲁玛当时的名言是“首先寻求建立政治王国,其他一切都会唾手可得”,(34)移植到20世纪90年代之初,便成为“首先启动政治民主化,其他一切以后再说”。这也部分地解释了非洲国家为什么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开启政治民主化。鉴于政治变革系国家大事,有关民主开启的政策宣示理应有一个正式的仪式或程序,其理想状态是将民主化的内涵、步骤、目标等载入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之中,但在实践中则呈现多样化的状态:部分国家采用“全国会议”的会议决议的方式,部分国家采用政治精英的谈判纪要的方式,部分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当局采用颁布政令的方式。此外,还有个别国家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强行宣布或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凡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非洲民主化是在内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开启的。

  梳理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或脉络,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民主化并不完全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内生要求,而是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失衡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启动的,因此本次民主化依然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不过,本次政治民主化又不同于在独立之初宗主国单方面强加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验,因为这之中确也包含着非洲人自身的政治探索或政治意愿。其二,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开启政治民主化虽然是为情势所迫的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但同时也是顺势而为、以退为进、扭转危局的一种政治策略或手段,这些深谙政治谋略的当权者希望借此来稳定权位、避免局势失控,进而通过驾驭或主导民主化进程,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的确如愿以偿了。其三,非洲的经验似乎表明,政治民主化无需任何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如同一件产品,可以根据人们的意愿在任何国家加以复制;民主化发生在条件最不充分的非洲国家,一方面颠覆了比较政治学所尊奉的政治发展应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支撑的信条,但同时似乎也在应验一些西方民主化理论权威关于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上起步的观点。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本轮非洲民主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依然不完全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或内生要求。上述特点始终程度不同地影响着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后续进程并在其现时的民主政体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二)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

  20世纪后半叶是国家间互动和影响日益密切的国际政治时代,特别是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的所谓“历史的终结”,民主化似乎已成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指向,但民主政治在成为时代潮流的同时也依然是一个“历史范畴”。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强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早期民主政治的经验也表明,一国民主政治的萌发或生成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或水平相联系。(35)这就连带地提出了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萌生或实现条件问题。诚然,民主化不必等到条件完全具备方可开启,但条件的充分与否则直接关系到民主化的后续进程、民主政治的质量,乃至民主制度的存续。非洲国家独立初期民主实验夭折的经验,以及本次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失范、民主巩固的曲折经历均印证了这一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独立初期部分非洲国家完全是屈从于前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安排实行民主政治不同,本次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既非完全是外植的,亦不完全是内生的,而是在内部条件不充分及外部施压促变的背景下启动的。政治民主化发生在生成条件最为匮乏的非洲国家,这表明本轮非洲民主化非同寻常,同时也预示着非洲民主化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之间的反差。既然实行民主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充分,当权者也不情愿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非洲国家开启政治民主化,其中的主导因素又是什么呢?

  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教育、国际秩序等相对静态的结构因素;另外一类是被称之为“政治行为人”的精英阶层、社会大众、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债权人等相对动态的过程因素。第三波民主化运动兴起后,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经典民主化理论的一些概念、研究方法、分析路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以往的民主化研究比较注重民主萌生条件的结构因素和功能分析不同,此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研究似乎青睐于过程因素和行为分析,尤其是更看重“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并认为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意愿和战略互动(包含冲突、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6)这种倾向一方面是由于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各自本身的特点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实践在初始阶段某些特点的影响。以非洲国家为例,在民主化初兴之时,作为结构因素要件的经济社会条件是长久既存的和短时间不易改变的,而各国民主开启的政策宣示则往往是短时间做出的一种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随机行为”,它更多地取决于“政治行为人”,特别是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政治精英之间的战略互动。加之,由于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是在内部条件不完备、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甚至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并发的时空背景下开启的,因而也就更凸显了作为过程因素要件的“政治行为人”能动性选择作用的重要性了。

  如此众多的非洲国家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开启民主化进程并非巧合,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来自西方出资者的压力,二是非洲“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从表象上看,这两个因素似乎并不存在关联性,但实际上它们则不经意地发挥着“里应外合”的作用,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的交互、共振作用促成了许多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开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外部因素的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压力,既可归属为结构因素,亦可归属于过程因素,这要视具体“时空”情况而定。例如,冷战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但巧合的是,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适逢”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时间节点,于是,该因素也便从结构因素转变为过程因素。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萌发于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并在冷战终结之初形成潮涌绝非偶然。尽管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是引发非洲政治变革的主导因素,但同样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以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当权者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苏东剧变特别西方施压之结果。从实际结果来看,西方国家从外部施加了非洲国家当权者难以抗拒的压力,甚至在特定的时间节点规约、主导着非洲政治变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而非洲“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就在于,无论是迫于内外压力(久居朝堂之上的当权派政治精英),还是借助内外压力(处于反对派或在野地位的政治精英),最终还是通过战略互动达成政治妥协,做出了开启民主化的政治选择。

  (三)政治精英在民主开启中的作为

  在影响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各类“政治行为人”中,精英分子的作用明显大于普通民众。非洲精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精英(政客、政党领导人等)、经济精英(企业家、商人等)、社会精英(土王、酋长、社会贤达等)、军事精英(军官、警官等)和知识精英(教师、律师、记者、大学生等)。比较而言,非洲知识精英对民主化的态度最为积极、进取(37),但由于这部分人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真正在民主开启中发挥作用的当属政治精英。非洲的政治精英一般由那些拥有政治权势的人物构成,他们往往在执政党内或行政机构中担负着重要的职位或拥有较大的影响。在多数非洲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门槛较高,很多是子承父业,具有一定的世袭性;另则,政治精英特别是少数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一般都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们往往通过权益交换与经济精英、社会精英维系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政治精英不仅在本国的社会根基雄厚,人脉关系盘根错节,而且还与国外特别是前宗主国的政治精英维系着良好的关系。正常情况下,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按照“在朝”或“在野”大致可分为当权派和反对派两大派别。非洲的经验显示,各国是否启动以及何时开启政治民主化,一方面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意愿和作为,而这又与政治精英的政治地位是“在朝”(也被称为“当权派政治精英”或“统治精英”)还是“在野”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各派政治精英的力量对比以及基于自身权益考量在战略互动(包含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抉择。(38)

  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除了有“在朝”或“在野”的分野之外,按照各自内部对待政治民主化态度的细微差别,在两大派别中还可以进行细分。例如,当权派政治精英还可细分为改革派、保守派或强硬派;反对派政治精英也可细分为激进派、改良派或温和派。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精英虽然展露出一些“新面孔”,但更多的还是“老演员”。即便是那些“新面孔”,他们往往也与“老演员”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或价值观。政治精英的“世袭政治”或“政治垄断”问题可谓是多数非洲国家由来已久的政治现象。因此,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质疑在威权主义氛围中浸润出来的政治精英是否真的能够开启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没有新生代民主政治精英的涌现,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能否实现?(39)应当说,这种质疑或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不过,从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不管情愿与否,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老一代政治精英的主导下启动的。区别只是在于,较之“在朝”的政治精英,“在野”的政治精英基于改变自身政治地位的考虑,他们对待民主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之间的战略互动,尤其是最高当权者的政治抉择在非洲国家民主开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贝宁的民主开启便是得益于“在朝”和“在野”两派政治精英的头面人物通过台前幕后的政治博弈或政治交易最终达成政治妥协的结果。其中,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克雷库总统和反对派领导人索格洛之间的战略互动,(40)以及在“全国会议”(41)陷入僵局后经济学家多苏教授和科托努主教德苏扎等人的居间斡旋、调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2)另则,由于民主化对“在朝”政治精英特别是最高当权者本人的既得利益构成严重冲击,非洲各国民主化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当权派政治精英,因而,他们对待政治变革的态度、策略和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民主开启的时间和方式。从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下列因素对非洲国家当权者的政治抉择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一是当权者对国内局势的掌控能力。当反对派政治精英形成联合阵线,并与工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知识界、教育界等力量合流时,当权者一般难以抗拒政治改革。其二是当权者对外部压力的承受能力。当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同时并发特别是当政府无力如期足额支付公务员的工资或军饷时,往往会屈从于来自国际出资者的压力。其三是当权者在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应变能力。当国内时局演化到临界点特别是行将危及其政治安全时,当权者一般会采取顺势而为的政治策略。(43)总之,在国家权威丧失之际,特别是当开放对政治活动的垄断成为其维系政治安全乃至政治生存的唯一途径之时,作为一种应对策略,非洲当权者重塑政治合法性以维系其长期统治的冒险尝试构成了“非洲20世纪90年代走向多党民主制的重要原因。”(4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过程因素”,特别是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在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关键时间节点的确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亦不宜因此而弱化结构因素在非洲各国民主化开启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就影响非洲国家民主开启诸多因素的时序而言,首先是基于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等结构因素而生成的“时空环境”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之后才会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人”特别是“在朝”“在野”两派政治精英的粉墨登场和“即兴表演”,而不是相反。试想,如果没有结构因素搭建的“政治舞台”,政治精英又何以登台演出呢?另则,“政治行为人”的“即兴表演”也受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制约,因为“政治行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的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身也是由结构因素塑造的,后者在各类“政治行为人”的价值取向、战略互动、政治抉择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唯其如是,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始终伴随并影响着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二者不可偏废,只是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它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不同罢了。这或许也是由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在非洲国家的民主开启阶段,与相对静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形成反差的是,以“政治行为人”著称的过程因素则拥有了较强的能动性和随机性,尤其是政治精英之间的战略互动更富戏剧性和“现场感”,因而其作用也就更加显性,但随着民主化的深化,结构因素的作用则越来越凸显。

  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内涵和效果

  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系指非洲国家在民主开启后政治体制由威权形态向民主形态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程序创设与实践的过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转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转型的成功与否或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非洲各国民主化的后续进程和民主政治质量。目前,学术界对民主转型具体的目标模式尚存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对民主转型的核心要素的认同。依据经典民主化理论,当非洲国家依据民主制度和程序,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便可被视为完成民主转型,其理想状态或标志性事件是实现政党轮替特别是政权更迭,反映在政治体制上则意味着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创设。非洲国家的经验显示,民主转型是分步骤实施的,其程序大致沿下述序列展开:制定并颁布以相互制衡的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新宪法;组织实施多党参与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削弱或消除威权政体;建立或强化民主政体等。较之相对静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作为“政治行为人”的过程因素继续在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中发挥着更为显性的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通过驾驭“转型过渡期”主导着各自国家的民主转型,各国的宪政设计和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在他们的主导和参与下完成的。从转型结果来看,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消除或解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即便是那些实现了政权更迭的国家,其新创设的民主政体也依然带有威权成分。由于国情差异,非洲国家民主化在步入民主转型阶段后呈现出明显的分化。(45)

  (一)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内涵和进程

  作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民主转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政治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诸如国家权力结构、政权组织形式、议会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等,其要旨是以多党制为特征的多元化民主政体取代以一党制、军政权为特征的一元化威权政体。由于民主转型会受到诸多因素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进程,其“过程性”“随机性”更甚于民主开启,因而也就更凸显了政治精英能动作用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作为结构因素要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在短暂的“转型过渡期”内所无法改变的既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意愿、战略互动,无论是竞争、博弈,还是协商、妥协,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进程、方式和结果。鉴于民主转型涉及未来国家的宪法设计、制度安排并关乎各派政治势力的权益分配,因而,较之民主开启,各派政治精英在“转型过渡期”的博弈更为激烈。由此可见,非洲国家虽然踏上了民主化征程,但各国的民主转型之路并非坦途。

  1.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目标和步骤

  在民主化浪潮登陆非洲之前,除了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系集权政体或极权政体,以及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政体”和少数君主制政体。非洲的经验显示,集权政体国家多实行以一党制为特征的政治一元化体制,执政党垄断所有政治权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党的领袖即国家最高领导人。极权政体在非洲一般是指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军政权虽然也实行政治一元化,但它对意识形态无兴趣,其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个人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治权力。“混合政体”则是指军人政权通过“还政于民”方式转化为文官政府,因而它既存续了极权政体的特征,同时又吸纳了集权政体的某些特质。虽然上述政体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均属于威权政体范畴,其共同特征是实行政治一元化,不允许其他政治竞争对手或政治组织分享其权力,甚至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特别是反对党存在。截至1989年,在非洲51个国家中,一党制国家为27个,军政权国家为12个,如果再加上君主制国家,威权政体国家的数量合计占到4/5强。按照西方民主化理论,非洲国家民主转型所欲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上述威权政体,代之以民主政体。

  从非洲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从民主开启到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一个“转型过渡期”,过渡期时间的长短因国而异,常态下为一年左右的时间。过渡期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颁布新宪法;设计、制定民主政治的配套制度和程序;组织、实施竞争性的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等。其中,制定新宪法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系国家根本大法,关乎未来国家民主制度的整体性安排。鉴于民主转型事关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在未来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权益分配,加之一些非洲国家盛行“赢者通吃”的政治游戏规则,于是,如何设计特别是由谁来主持设计未来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变得尤为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各派政治势力围绕过渡期领导权展开激烈博弈的缘由所在。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过程中,各派政治精英不仅会因为一些原则性问题发生争执,有时还会为了一些程序性问题甚或是细节问题斤斤计较,反复讨价还价。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设计工作告一阶段后,过渡期的另一项重大工作民主选举便提上日程。如同政党政治一样,竞争性选举亦非非洲社会的政治传统,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加之多数非洲国家从未举行过由多党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因而,在民主选举开始前首先必须对选举政治做出制度性安排。作为民主政治得以运行的程序性保障,选举制度涵盖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组织、选举诉讼等诸多内容。事实上,选举政治的制度性安排既是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制度性设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民主选举则是验证选举制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实践活动。由于多数非洲国家是首次举行民主选举,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是非洲国家达成民主转型的重要途径,而且也事关各国民主转型的结果乃至民主化的后续进程。

  1991年是非洲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是年,贝宁、赞比亚和佛得角相继举行了各自国家独立以来的首次有多党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在任总统克雷库、卡翁达和佩雷拉的败选标志着上述三国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建立。作为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典型案例,这三个国家不仅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过渡期,分别开法语、英语和葡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之先河。尤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按照民主的程序通过竞争性选举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和政权转移,几乎满足了西方民主化理论关于“转型范式”的全部要件,“贝宁模式”更是被誉为非洲民主转型的范例。1990年2月“全国会议”后,贝宁进入了为期一年的“转型过渡期”。虽然这一时期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仍在继续,但在各种“倒克雷库”势力支持下,以过渡政府总理索格洛为首的“民主派人士”逐步控制了局势并在其主导下迅速成立了“全国制宪委员会”。至此,过渡时期的三大权力机构——代行行政权的“过渡政府”、代行立法权的“共和国最高参议院”以及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全国制宪委员会”均掌控在“民主派人士”手中,这意味贝宁民主转型将在其主导下进行,未来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将更多的体现它们的意志。这无疑也是贝宁民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根据新宪法,贝宁于1991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索格洛凭借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在选举中击败在任总统克雷库,成为贝宁首任民选总统。(46)贝宁民主转型的方式、路径和结果受到西方国家的赞赏并将之誉为“贝宁模式”加以推广。

  2.非洲国家民主转型进程的分化

  非洲民主转型的开局颇为顺畅,但后续非洲国家的转型进程则未尽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贝宁、赞比亚和佛得角的民主转型虽然对非洲国家的反对派起到了示范作用并使之受到鼓舞,但同时也刺激并警示了非洲国家的当权者,促使他们从反面汲取经验教训。这也是为什么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者以国情不同为由拒绝仿效“贝宁模式”的缘由所在。为了避免重蹈克雷库大权旁落及卡翁达、佩雷拉“大意失荆州”之覆辙,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大多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来应对时局的变化,其目的是掌控、主导本国的“转型过渡期”。当上述目的难以实现时,他们便退而求其次,通过各种变通手段来干扰或迟滞过渡期的工作进展。即便是那些迫于各方压力被迫仿效“贝宁模式”召开“全国会议”的非洲国家,其当权者也不甘心在过渡期大权旁落,尤其是不肯放手对军队的控制权。多哥的埃亚德玛总统和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便是典型的例证。例如,当多哥反对派效仿贝宁召开“全国会议”、成立过渡政府并试图架空总统时,行伍出身的埃亚德玛展开了绝地反击,致使多哥在过渡期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总统和过渡政府两派政治精英围绕着未来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权力结构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多哥的民主转型亦因此陷入僵局。(47)为了掌控政局,埃亚德玛总统默许军方在不到三个月内接连发动三起针对过渡政府的兵变,甚至炮轰过渡政府的总理府。(48)最终,手握军权的埃亚德玛总统有惊无险地熬过了过渡期,并在民主转型后继续掌控着多哥政局。

  “贝宁模式”在法语非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有8个非洲法语国家仿效。这些国家也通过召开“全国会议”方式开启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在野的政治精英也试图通过成立过渡政府来掌控“转型过渡期”的领导权以主导民主转型。但此举引起了总统派政治精英的强力反弹,致使一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受到严重干扰,转型结果也出现严重分化。例如,尼日尔、马里、刚果(布)和马达加斯加的选举虽然使得最高当权者换成了“新面孔”,但这些在民主转型中走上政治前台的“新面孔”依旧是“老政客”;加蓬、多哥则是“新瓶装旧酒”,深谙政治之道的邦戈、埃亚德玛在选举中胜出,继续执掌各自国家的政局;乍得的民主转型被延误,代比总统在迟至1996年举行首次民主选举中保住了权位;扎伊尔的民主转型则因蒙博托不肯放权及政治派系纷争不断被再三推迟,后因内战而被迫中断,直到1997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多党民主选举仍遥遥无期。上述8个非洲法语国家虽然不足以反映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全貌,但透过它则可以窥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之一斑。就整个大陆范围而言,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可谓经历坎坷甚至历尽磨难,有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一波三折、几经反复;有些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达到了惨烈的程度;还有一些国家在过渡期爆发武装冲突甚或内战。据不完全统计,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非洲有40多个国家出现严重的政局动荡或社会骚乱,30多个国家发生暴力事件或武装冲突,近20个国家发生内战或军事政变,足见非洲民主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49)

  关于这一点,在非洲民主化各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上也得到相应的反映。由于民主转型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其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较之民主开启在时间上的相对集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时间跨度则很长,几乎贯穿于20世纪最后10年,个别国家甚至跨越到21世纪初。虽然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便步入了转型过渡期,但许多国家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甚至更晚的时间方完成民主转型,其中包括一些在非洲有影响的国家。例如,当时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在1994年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实现民主转型;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都是于1995年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多党选举;开本轮非洲民主化先河的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的民主转型因军方的干预而中断,直到1997年和1999年才先后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西非人口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于1989年开放党禁,但其民主化进程被军事政变中断,迟至1999年方通过民主选举“还政于民”;中部非洲大国刚果(金)的民主化更是一波三折,1990年开启民主化后,转型之路困难重重,一度还出现两个政府,政治纷争多次使国家陷入战乱,直到2006年方得以重启民主化进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和结果

  民主转型系指一国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的过程,据此,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创设应成为非洲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标志,这也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之一。然而,非洲的经验表明,威权政体未必在转型中解体、崩溃或消失,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也未必是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虽然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或路径不尽相同,但反映在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上却又可谓是殊途同归。从实际结果来看,多数非洲国家的威权政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并未真正解体或消失。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非完全民主、亦非完全威权,而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由于这种处于“灰色区域”的民主政体与“转型范式”严重不符,因而也有学者将之视为民主转型的“怪胎”。应当说这种“混合政体”并非是由非洲政治精英有意设计出来的,导致非洲国家转型失范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到了既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作为民主政治生成特别是民主制度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如果说在民主开启阶段,结构因素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压迫性”因素营造了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氛围的话,那么到了民主转型阶段,它对非洲各国民主制度特别是政体形态的作用和影响则不断增大,只是它依旧是作为一种逆向的隐性制约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而已。

  1.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和类型

  由于民主转型的“过程性”或“随机性”特点,较之社会经济等结构性条件,“政治行为人”继续在非洲国家转型过渡期发挥着更为显性的作用。非洲国家民主转型推进速度快慢不一,转型方式和结果也不尽相同,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治行为人”的力量对比及其战略互动(包含冲突、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的方式。非洲国家“政治行为人”的成分广泛而复杂,涵盖精英、政党、军队、青年、工会、教会、商会、非政府组织、族群、传统首领、社区组织、城市居民、农民、牧民等,几乎每一类“政治行为人”在民主化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50)其中活跃在城市的相关“政治行为人”特别是工会、教会、学生会等构成了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主体,它们也是推进非洲民主化的中坚力量。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实际上就是各类“政治行为人”基于各自的力量、地位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其中,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非洲各国民主转型的方式和结果也往往受到政治精英战略互动方式的影响。如上所述,非洲各国的政治精英包括当权派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派政治精英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民主转型的阻力主要来自各国的当权派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特别是最高当权者。这些久居朝堂、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大多十分恋权,轻易不肯交出手中的权力,因而,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策略、政治抉择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本国民主转型的方式或类型。

  关于民主转型的方式或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借鉴民主化理论的合理成分并结合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按照政治精英、社会大众特别是当权派和反对派政治精英各自在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战略互动的方式和特点所产生的结果,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或路径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第一种类型是改革,即由当权派主导,吸收反对派参与,以渐进的方式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51)第二种类型是协商,即迫于国内抗议运动的压力,当权派与反对派通过战略互动达成妥协并按照双方协议实现政治改革;(52)第三种类型是变革,即反对派通过政治动员,以自下而上的和平方式主导实行政治变革;(53)第四种类型是强加,即在当权派抗拒政治民主化的情况下,反对派以武力方式击败当权者促成政治变革;(54)第五种类型是干预,即在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权力角逐陷入僵局或为阻止某一政治势力执掌国家权力,由军人出面收拾残局并主导政治变革。(55)

  从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实际过程来看,虽然每一种类型都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相对应,不过比较而言,通过“协商”特别是“改革”方式或路径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居多。这也部分地诠释了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为何多系介乎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以及“长期执政”或“老人政治”现象何以在民主化后依然得以存续的缘由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五种转型方式或类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混合方式或类型”,如马里的转型方式既有“强加”的成分,也有“协商”的成分。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是以“混合方式或类型”实现民主转型的。另则,即便在同一转型方式或类型的国家中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加纳的转型方式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就不尽相同。由于非洲各国的国情不同,加之民主转型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过程,其间会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因此,几乎每个非洲国家的转型方式或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民主转型的特点就在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

  2.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结果

  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方式或路径不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通过“改革”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当权派依然可以立于朝堂之上;通过“协商”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当权派继续执政概率在半数左右;而通过“变革”或“强加”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则大多会发生政党轮替和政权更迭。虽然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过,按照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来衡量,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充分。以政治体制为例,截至1995年,仅有12个非洲国家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政党轮替或政权更迭,(56)这意味着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彻底解体或消失,而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或改良。另则,即便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那些登上国家最高权位的“新面孔”也多为“老政客”。由于转型不充分,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系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也有学者将这些处于“灰色区域”的政体称之为“两不像政体”。根据相关国际民主质量测评机构的评估,非洲“混合政体”国家达到40多个,占到非洲转型国家总数的4/5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国家转型前后的“混合政体”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转型后的“混合政体”不再是集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的混合体,而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混合体。(57)至于在这种“混合政体”中,民主成分或威权成分何者居多,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过,即便是在威权成分较高的国家也维系着最低限度的政治开放性、政治多元化和政治竞争性,诸如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制、选举制等西式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至于这些民主制度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程度,特别是多党选举是否能做到自由、公正则另当别论。为了区隔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也有学者将“混合政体”形象地描述为“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政体或“选举型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政体。鉴于这种以“混合政体”著称的“两不像政体”与西方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严重不符,也有学者倾向于将这类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称之为“政治转型”而非“民主转型”。不过,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甚至对非洲国家来说也有失公允。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完全民主,甚至是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它们也没有达到完全民主”。转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毕竟不同于以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已经“具有了民主的基本要素”。(58)

  虽然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用喜忧参半加以概述,但站在非洲政治发展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民主转型带给非洲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则是积极和相当明显的。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洲53个国家中,除了摩洛哥、斯威士兰仍实行君主制,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刚果(金)陷于战乱或被军人统治,乌干达实行无党制及厄立特里亚抵制民主化之外,45个国家依据政治多元化原则、按照竞争性的民主程序通过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建立了相互制衡的国家权力机关,使得民主政体国家占到非洲国家总数的4/5以上(59),这在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极大地改变了非洲的政治生态环境。

  3.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原因

  以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预设的“转型范式”,但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则宣告了这一“转型范式”的失灵或终结,因为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削弱或改良,而并未彻底解体或消失。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虽因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与那些专注于民主化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对非洲国家的转型结果并不感到惊讶,甚至认为是预料之中的事。究其因,除了用以支撑民主政治生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条件不充分之外,原因还在于,非洲国家的政坛基本上仍然被老一代政治精英所把持或垄断,而在推进民主化方面最具进取心的知识精英则多被排除在有效的政治参与之外。非洲民主转型的国别案例显示,虽然民主转型已经完成,但如果以经典民主化理论来衡量,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洲的政治精英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均未更新换代。换言之,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在原有的、具有相同渊源的老一代政治精英的主导下实现的。而“在旧的非民主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三世界精英中,很少有人真诚地接受民主。”(60)由于“没有人事变动,也没有观念变化”,因而,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其结果,或是“换汤不换药”,或是“新瓶装旧酒”。(61)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甚至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注意到了非洲政治精英的“世袭政治”或“政治垄断”问题对各国民主化的影响,并提出“如果没有新的民主政治精英的涌现,非洲民主化能否实现”的疑问。换言之,那些在非洲政治大染缸中浸润已久的、思想僵化的老一代政治精英是否真的有意愿和能力担负起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任?(62)应当说,这种疑虑或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非洲国家的转型结果已经给出了答案:“没有发生政权更迭的民主转型”,抑或是“实现了政权更迭却未发生政治精英代际轮替的民主转型”,是由活跃在非洲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精英依旧是“老面孔”造成的,或者即便换成了“新面孔”,但依旧是“老演员”造成的。那些“在朝”的政治精英原本就缺乏变革的意愿和动力,因为“政治变革对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而对于那些“在野”政治精英来说,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激情或动力或许只是为了使自己转换到“在朝”的位置。(63)这种狭隘的“政治抱负”或许与在野政治精英的“出身”有关,他们有些是被政府驱逐出境的不同政见者,有些是统治集团或执政党内部的失势者或失意人,有些曾经是威权政权庇护关系的受益人,是特定时空环境将他们汇聚在一起。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非洲政治游戏规则的腐蚀性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在代际上还是观念上都缺乏自我更新换代的能力。(64)

  毋庸讳言,由于民主生成的结构性条件不充分,加之非洲政治精英的局限性,使得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尚未达到经典意义上西式民主的标准。它们或是缺失了民主政治中某些应有的要素,或是未能达到某些西式民主要素应有的程度,或是使某些民主要素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在称谓转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往往要“民主”之前加上一个“前缀”,冠之以“有瑕疵”民主政体、“混合”民主政体或“威权”民主政体等的缘由所在。美国学者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将这些“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或“民主的亚类型”称之为“带有修辞的民主”(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65)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失范,一方面凸显了其政治民主化并非是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它表明如果民主生成的先天条件不足,单靠政治精英的后天设计也是无济于事的,“张冠李戴”很可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混合政体”又是与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结构因素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是始终存在的。“非洲国家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但不能超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发展无疑形同于沙基建楼。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最终还将取决于其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66)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加之政治精英本身的局限性,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充分,见诸政权组织形式多系“混合政体”。这种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并非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预设的理想形态,而只是民主政体的“过渡形态”。但是,站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进行纵向比较就会发现,尽管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是,它给非洲国家政治体系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仅从民主化前后非洲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的变化中便可略见一斑。在民主开启前的1989年,一党制、军政权和君主制等威权政体国家占到非洲国家总数的4/5强,到了1999年底,具有“非洲特色”的民主政体国家的数量占到4/5以上。截至2019年底,在非洲54个国家中,除斯威士兰和厄立特里亚之外,其余国家全部实现了民主转型。由此可见,民主转型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变化可以用广泛而深刻加以概述,它不仅使民主政体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政体,进一步强化了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指向;而且就洲际范围而言,也使非洲摆脱了全球威权政体聚集地之名,转而成为“民主政体”国家数量最多的“新大陆”。也正是得益于如此众多的非洲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方得以将“第三波”国际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使之成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运动。

  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效果和问题

  按照西方民主化理论,当非洲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便应跨入了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门槛。非洲国家的经验表明,民主化并非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即便在民主转型之后也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民主化也会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停滞或倒退。由于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生成条件先天不足,因此,如何巩固和完善在转型后建立的民主制度,进而提升民主质量就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当务之急。民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民主政治越向纵深推进,面临的问题或困难就越复杂、越艰巨,这或许也是民主巩固概念迄今为止仍尚无定论的缘由所在。西方民主化理论对民主巩固有多种衡量标准,鉴于民主巩固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同时基于提升民主质量的目的论考量,亦可按照民主巩固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特征,由低级到高级将民主巩固描述为五种不同的进程或阶段:其一是防止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其二是阻止民主政体遭受侵蚀,其三是从选举民主转向自由民主,其四是由自由民主迈向发达民主,其五是从程序性的民主转变为组织化的民主。(67)非洲各国所处的民主巩固阶段不尽相同,由于民主化并非是非洲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加之民主转型不充分,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进程尚处于前两个阶段;极少数国家处于第三个阶段;至于从自由民主迈向发达民主还有很长路要走,从民主政治升华到民主社会则更为漫长。那么,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是什么,现阶段还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其缘由何在?

  (一)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与成效

  由于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在时间、方式、路径和结果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民主巩固所面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在非洲国家的民主质量上亦有所反映,既有像贝宁、加纳等被赞誉为“非洲民主典范”的国家,也有像刚果(金)、苏丹等被贬斥为民主失范或民主回潮的国家。更多的非洲国家则是介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在民主巩固进程中多处于“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阶段,在政体类型上多系“混合政体”。而“选举民主”和“混合政体”均属于“部分民主”,其特点是缺乏稳定性,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容易滑向威权主义,因此西方民主化理论将这类国家视为尚未实现民主巩固。(68)鉴于“选举民主”或“混合政体”国家在非洲占到约4/5,因而多数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路径、内涵和目标又具有类同性,其要旨是防止民主化进程中断、稳固转型后确立的民主制度。虽然防止民主回潮和稳固民主体制只是民主巩固的最低标准,但是鉴于非洲国家的现实,即便要跨越这两道难度不高的门槛亦非易事。原因还在于,“混合政体”是与多数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因而这种政治体制或许将存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可能一蹴而就,或将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

  1.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内涵和次序

  民主巩固系指在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基本要素确立后,为完善民主制度,进而提升民主政治的质量所进行的努力,目的是使民主实践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69)如果说民主巩固意味着民主制度和程序成为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且切实得到有效的贯彻的话,(70)那么,亦可将民主制度的深化和民主价值的内化列为非洲国家巩固民主的任务或目标。鉴于民主化的内生条件不足,加之民主转型不充分,非洲国家需要做好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文化培育这两方面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相辅相成,其理想的状态是二者协同并进,但联系到非洲国家的现实,则又另当别论。民主政治文化培育在非洲国家民主巩固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71)原因还在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体大多脱胎于威权政治体系,作为该体系的文化、心理基础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因此,只有当非洲社会各阶层在观念上对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价值观念达成普遍的共识,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方能得到巩固。然而,在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公民社会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绝非朝夕之功,它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以及城市化、教育普及等诸多结构性条件的支撑和配合。唯其如是,民主巩固对非洲国家来说,不宜教条、空洞地奢谈民主质量,而首先应务实地稳固、完善转型后的民主政体,以确保其不再回归威权政体。虽然维系民主政体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巩固,但它是防止民主化进程中断所必须跨越的门槛,因而亦可将之视为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短期目标。

  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因受到转型经历和结果的影响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呈现出多样化,几乎每个国家的民主巩固均有其自身的节奏、方式。但由于民主生成先天条件不足这一共性,非洲各国在民主巩固的路径、步骤或次序方面又有着明显的趋同性,相关举措亦大同小异,反映在目标任务次序上是民主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文化培育居后。客观地讲,非洲政治精英对民主巩固的目标任务、先后次序、实现方式或路径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诚如尼日利亚“民主之父”奥巴桑乔所言,“民主是一个过程,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正处于这个过程中,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推进民主化。这里我指的是民主价值观和实践的程序化和深化,也指民主机构的加强。”(72)实际上,基于先易后难及可行性考虑,多数非洲国家在民主巩固方面的工作首先并且主要是围绕着完善民主制度建设而展开的,诸如加强权力制衡机制、完善选举制度和程序、强化民主实践活动等,其中如期举行竞争性选举成为民主巩固的重要方式。尽管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能仅凭选举周期的届数或政权更迭的频率来判定,而取决于选举活动的公正性以及蕴涵于其中的民主价值含量。但鉴于选举活动本身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现阶段非洲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它无疑有助于维系非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存续和运转,而且对于多数非洲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选举活动是难得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实践活动。

  关于选举活动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无定论,甚至还存在争议。一方面,单单依靠定期选举还不足以使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真正得到巩固,因为如果民主制度和程序受到破坏,选举就失去了公平性,民主也就流于形式。毕竟较之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质量更为重要。这也是许多非洲国家的选举活动饱受诟病,以及将“选举民主”贬斥为“形式民主”的缘由所在。但另一方面,竞争性的定期选举又是区分民主体制和威权政体的重要指标,也正是由于定期选举活动的存续,方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难以再回归到以政治一元化著称的威权时代。事实上,选举活动也是非洲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在民主实践中习得、遵奉民主政治文化大好时机,这无疑有助于其民主价值观念的养成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诚如瑞典学者斯塔凡·L.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所言,“不断重复举行的多党民主选举,即使它一开始并不完美,同样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生活中民主属性的工具,并最终指引人们走上通向民主化的道路”,而且“重复进行的选举活动具有不断自我巩固的力量,并提高选举自身的质量”(73)。这一观点也被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所印证。例如,贝宁在民主开启后业已经历了6次总统选举,正是在重复进行的选举活动中,民主制度和程序逐步成为贝宁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表明贝宁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业已在通过选票来决定政权归属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比较研究也显示,贝宁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大大超过经历选举周期较少的非洲国家,突出体现在:较之这些国家在选举周期事故频发,贝宁民主化后的历届选举基本上安然无事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贝宁总统权位虽四易其人(74),但权力交接均颇为顺畅。

  2.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与效果

  由于非洲各国达成民主转型的时间不同,因而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民主巩固进程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但鉴于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基本目标任务及其先后次序是明确的,因而在民主巩固的相关时间节点所面临的问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一般而言,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个选举周期,也即是转型后的头4~5年是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对新生民主政体的适应期,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围绕权益争斗的矛盾多发期。在非洲不乏这样的例证,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会因权益之争引发的政治暴力、武装冲突、军事政变或内战而搁浅、中断或倒退,其中被军人接管政权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仅在1995-2005年的10年间,非洲国家发生的成功的军事政变就达15次之多。因此,在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个选举周期,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主要任务是稳固新生的民主政体以防止民主化进程的中断。民主转型后第二个选举周期是非洲国家民主巩固进程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非洲的经验显示,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在跨入第二个总统任期后便开始筹谋如何突破宪法规定的任期制,于是,以谋求长期执政而著称的“第三任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由此而引发的宪政危机往往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酵,进而在一些国家引发政局动荡、社会骚乱、政治危机,甚至激发军人涉政。时至今日,“第三任期”问题仍然困扰着一些非洲国家,如在刚果(金),由于小卡比拉在“去留”问题上摇摆不定,致使原定于2016年的国内大选日期一再推迟,2018年12月全国选举后,刚果(金)政治危机虽暂时有所缓解,但其民主政治的前景依然存在诸多变数。(75)因此,防止民主制度遭受侵蚀或许是非洲国家民主巩固面临的长期任务。

  虽然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以及民主政治的质量出现了分化,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不过,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多数非洲国家在强化权力制衡机制、完善选举制度和程序以及如期举行竞争性选举等方面的努力还是富有成效的。这一点业已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共识,即便是比较苛刻的西方学者亦不讳言。(76)目前,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已告一段落,各国在制度层面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民主政治的运行架构。例如,在国家政权系统方面,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基础上,本着分权制衡原则,许多非洲国家又先后建立或设置了宪法法院、经济社会理事会等相应的国家权力机构;与此同时,政党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如在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最高视听和通讯管理委员会”和“独立选举委员会”。在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反映和聚集公民利益要求的媒介体,诸如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得以建立。另则,作为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竞争性选举活动也在非洲国家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目前非洲国家大多经历了少则三四个、多则达到五六个完整的选举周期。尽管民主巩固的完成并不是单单取决于举行选举活动的数量,但是选举活动能够稳固民主制度,因为“选举同样有助于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实际自由的制度化和深化,是民主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从实证效果来看,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根基也通常可以在第三个选举周期之后趋于稳固。(77)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亨廷顿将“两轮政权轮替”作为民主巩固最低评估标准的缘由所在。

  总体而言,除了个别国家之外,目前非洲国家在民主巩固方面均取得程度不同的进展或成效。就民主化进程而言,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设业已告一段落,个别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从制度层面推进到民主政治文化培育的价值层面。就民主政治的质量而言,虽然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体制仍滞留于“混合政体”层级,但从过去20多年国际民主测评机构提供的评估数据来看,其“混合政体”中的民主成分业已趋于稳定,许多国家的民主成分占比有所提升。随着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设逐步趋于完善,多数非洲国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拓展,各种政治主体可以在政治活动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按照既定的政治规则和程序展开竞争。另则,民主政体运作的制度化在政治层面带给非洲国家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现行民主政体下,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规则、政治信息是公开的,议事规程、决策程序是相对稳定的,决策者也可以通过选举进行更换。而以往的集权政体则压制政治主体的利益表达,不仅政治信息和政治规则是不公开的,决策者是固定的,甚至决策程序亦往往随着当权者的意志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民主体制的确立对于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它开启了非洲国家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扩大了非洲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使得民选政权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这无疑有助于政府施政的权威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简言之,经过多年的运转、磨合,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日臻完善,既有的民主体制也趋于稳定并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困难或问题

  作为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变革运动,民主化给非洲国家的内政外交都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变化,即便在政治体系、政治生态、政治生活乃至社会风气层面,民主化给非洲国家带来的积极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民主化之前,军事政变在非洲政治舞台上盛演不衰并成为非洲国家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但实行民主化后,随着宪政意识的增强和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按照多数裁定原则,通过竞争性定期选举获得政权成为非洲各阶层普遍认同的政治游戏规则,这无疑有助于维系非洲政局的稳定。另则,权力制衡机制的强化,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良政”观念和法制意识的普及,则对非洲国家的依法行政施策、遏制腐败行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助力。此外,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的提升,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妇女参政的机会日益增加无疑有助于非洲国家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7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同时亦毋庸讳言,政治民主化毕竟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等结构性条件的先天不足,加之政治精英的局限性,致使非洲国家无论是在民主化的推进速度上,还是在民主政治的质量上均存在诸多困难或问题。非洲本土学者亦不讳言,目前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形式大于内涵,或形式优先于内容。(79)依据西方民主化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发达民主国家的范式,现阶段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其中比较常见的或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民主巩固的进程而言,多数非洲国家尚滞留于“选举民主”的低级阶段。民主虽无好坏之分,却有程度之别。多数非洲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已经有20多年,但是,如果按照民主巩固由低级到高级的五种不同进程来衡量(80),除了毛里求斯跨入了自由民主的门槛,以及不足1/5的国家处于从“选举民主”向自由民主过渡的进程中之外,其余非洲国家尚滞留在“选举民主”阶段。“选举民主”甚至成为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代名词。而依据西方民主化理论,“选举民主”只是一种尚未得到巩固的“形式民主”,原因在于:它只是采纳了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由于多数非洲国家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之当权者的政治操弄,致使一些竞争性选举名不副实。从“选举民主”到自由民主,从自由民主迈向发达民主,从民主政治升华到民主社会,则需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即便在现阶段,仍有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着民主化进程中断或民主政体遭受侵蚀的威胁。

  与民主巩固的进程相对应,多数国家民主政治的质量反映在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上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这类国家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81)虽然“混合政体”国家也具备政治多元化、政党政治、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或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民主赤字”,诸如权力制衡欠缺、司法不公、政治参与有效性不足、媒体自由和公民权利遭侵蚀等。就近20年来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演化状况而言,虽然“混合政体”蜕变为威权政体的国家屈指可数,但升华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同样稀少。这意味着“混合政体”这一曾经被视为“过渡现象”或“中间状态”的民主政体或将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常态化政体类型,并且从趋势上看,就现阶段非洲的社会经济等结构性条件和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而言,乐观的估计这种政体类型也要存续到21世纪中叶方可得以改观。

  除了民主巩固进程及民主政治质量不尽人意,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还存在如下问题或缺憾:(82)其一,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使然,威权主义的遗风并未根除,“总统的神圣权力”依然是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体权力结构的一大特征,进而弱化了立法、司法权力的制衡作用;其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选举活动在非洲许多国家沦为民主政治的仪式或门面,当权者和执政党凭借执政资源似乎总能稳操胜券,致使“竞争性”选举的结果失去悬念;(83)其三,受到非洲固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影响,民主化并未促成政权更迭频率的加快,即便是那些实现了政党轮替或政权更迭的国家也往往会出现“打倒皇帝做皇帝”的现象;(84)其四,无论是老一代当权者,还是新生代领导人,都将谋求长期执政作为其优先的政治选项,这无疑是导致“第三任期”现象在非洲政治舞台盛演不衰的重要原因;其五,选举事故或诉讼频仍成为许多非洲国家选举民主的重要标识,这表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即便在非洲政治精英阶层也仍未被真正地接受;其六,地方观念特别是族群意识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政治过程,投票结果往往会被打上族群的印迹,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的立法选举中尤为凸显;其七,庇护政治仍然是非洲国家当权者的行为逻辑,当代非洲政治的本质便潜藏于这种“非正式性”的内幕交易中,而在庇护主义盛行的社会结构中,非洲国家的腐败行为便难以根除;(85)其八,民主政治在多数非洲国家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而广袤的乡村则依然生活在“传统规则”之中,非洲民主化仍然“经历着双重赤字:智力赤字和自主社会行动者赤字”(86),从趋势上看,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精英民主”拓展为“大众民主”还有很长路要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问题只是比对西方民主化理论和发达民主国家范式对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缺憾或问题的客观描述,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为非洲国家独有,只是在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更为普遍、更加凸显而已。关于如何看待和评估非洲政治民主化,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混合政体”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失范,是民主政治在非洲发生变异的结果。但亦可将这种政治体制视为民主化的“非洲特色”或“民族特色”,它表明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特别是在民主政体的设置上并未完全照搬照抄外部经验特别是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非洲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87)总之,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一种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政治实践,因而不宜用固化的理论、静态的观念来分析、评估其动态的进程。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现状虽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缺憾,却也不足为奇,因为民主化原本就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加之民主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迟滞了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换言之,导致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频仍的原因何在呢?

  (三)非洲国家民主化进展缓慢的缘由

  非洲民主化的坎坷经历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都可以从非洲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境遇中寻觅到答案。如上所述,非洲民主化的影响因素大致由作为结构因素要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作为过程因素要件的“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两大类构成,现时非洲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民主政治的质量也正是上述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两大类因素在非洲民主化的不同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各自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而且其作用的大小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在民主开启和民主转型阶段“政治行为人”特别是政治精英的能动作用更为凸显的话,那么,到了民主巩固阶段民主政治质量的提升则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撑。过程因素与结构因素在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角色的转换,既是由民主化不同阶段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过程因素和结构因素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前者强调政治过程的自主性,凸显了“政治行为人”特别是政治精英的能动性;后者注重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彰显了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性。遗憾的是,随着非洲国家民主化的深化,在结构性支撑条件尚未得到明显改观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却在悄然发生蜕变,这或许是造成现时非洲国家“民主困境”的缘由所在。

  1.非洲政治精英对民主化态度的蜕变

  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在非洲民主化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非洲国家民主化之所以能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发展至今,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倚仗着政治精英的能动性作为。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民主化并不需要前提条件,是政治精英决定了民主化的开启、进程和结果。非洲国家的实践经验亦表明,政治精英不仅在各自国家的民主开启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在“转型过渡期”民主制度建构方面的作用尤为凸显,事实上,非洲各国的民主宪法、民主制度和规程就是在政治精英的主导和参与下设计完成的。现阶段,鉴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支撑条件方面的缺憾,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展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仰赖于政治精英的能动性。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非洲政治精英由“在朝”和“在野”两大部分构成,这两部分政治精英的政治地位可能会随着选举周期的到来特别是大选结果的变化而发生轮转。政治地位的不同或转换,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精英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在非洲国家不乏这样的例证,当政治精英“在野”时往往都热衷于推进政治民主化并为之呼号奔走,但当他们掌握政权之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对民主化的态度便会悄然发生蜕变,很难再现在其身上曾经有过的变革激情和进取精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同一个派系的政治精英,甚或同一个人,随着政治地位的转换,其对待民主化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

  毋宁说那些久居于朝堂之上的政治精英尤其是最高当权者,诸如多哥的埃亚德玛、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等人,这些当权者原本就对民主政治不感兴趣,因而也难能指望其在推进民主化方面能有多大的作为。即便是那些通过民主选举走上政治前台的政治精英,诸如贝宁的索格洛、赞比亚的奇卢巴等人,也未能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民主事业。(88)索格洛和奇卢巴都是政治民主化的受益者,他们二人也确曾在各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创设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当大权在握之后特别是当执政地位稳固之后,他们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索格洛和奇卢巴在掌权后的所作所为,诸如打压政治反对派、压制言论自由、任人唯亲、大搞“庇护交易”等,都曾经是他们在野时所极力反对的。被标榜为“非洲民主旗手”的索格洛的行事风格可以用党同伐异、独断专行、家族统治加以概述。被奉为“民主精英”的奇卢巴则成为非洲民主转型后试图取消任期限制、谋求“第三任期”的第一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奇卢巴本人和他领导的政府在任内就因贪污腐败和侵犯人权而饱受诟病,下野后不久便因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被警方逮捕。非洲政治精英对待民主政治态度的蜕变由此可见一斑。这不禁使人怀疑这些政治精英原初的动机,或许当初他们为民主化摇旗呐喊原本仅仅是为了实现其逐鹿权力的一己私利。对此,加蓬利伯维尔大学哲学系教授皮埃尔·恩津兹在哀叹之余也直言不讳地批评道,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民主在非洲业已逐步发生蜕化,沦落为政治精英特别是当权者就轻驾熟的政治工具,目的是用民主的门面来装潢其对权力的贪欲或膜拜。(89)

  由此可见,不仅一些久居朝堂之上的非洲政治精英仍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即便是初登朝堂的“新面孔”或新生代政治精英在经过“非洲政治染缸”的洗礼之后,也大多是入乡随俗。在“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下,非洲国家的选举政治成了零和博弈,较之民主,非洲各国的政治精英更偏爱权力。实际上,早在民主化运动初兴之时,非洲政治思想家、尼日利亚学者克劳德·阿克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当今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而言,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征服权力的游戏。”(90)即便是长期居于反对派、一向以“非洲民主精英”著称的瓦德,在坐上塞内加尔总统宝座后也难以跳出恋权的窠臼。2012年,已86岁高龄的瓦德还试图向“第三任期”冲刺。贝宁民主转型后的第三位总统亚伊虽是新生代政治精英,但他在2016年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时也曾试图通过修宪谋求“第三任期”。非洲政治精英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对待民主化的态度的蜕变,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浸润作用和现实政治游戏规则的影响之外,与非洲国家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也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对于非洲政治精英的局限性,不应过分地求全责备,因为他们的政治意识也是受到其赖以孕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条件的影响,甚至就是由这些结构因素塑造的。

  2.结构因素对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制约

  民主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涵盖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也涉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及其各个层次,因此,政治民主化不能脱离非洲各国的国情。实际上,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已经宣告了“转型范式”理论关于民主化无需政治精英能动性选择之外的结构性条件支撑观点的失灵。另则,这种观点也无法解析非洲国家在民主巩固阶段所面临的“民主困境”。非洲国家民主巩固进程的坎坷经历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只能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结构因素中去寻觅答案。民主与国情的关系问题,亦可归结为民主政治与实践条件的关系问题。(91)虽然并非一定要等到条件完全具备方可开启政治民主化,非洲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上起步。但是,起点的不同或者说条件的充分与否,则直接关系到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的质量,乃至民主政体的形态和存续。民主政治与支撑条件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相对独立的,那种认为政治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但另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来看,首先步入民主化进程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多系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因而,政治发展又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互影响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及其代表人物李普塞特、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其宏观视角所研究的领域无不涉及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系统之间的关系。(92)

  本轮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实践的阶段性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民主开启和民主转型受到了各国既定的结构性条件的影响,而且其民主巩固的进程和民主政治的质量也同样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而且,较之非洲国家在民主转型时遇到的困难,其民主巩固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更加复杂,也更具挑战性。从表象上看,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特别是民主政体的形态是政治精英做出的“选择”或“安排”,但实际上还是受制于潜藏于其后的非洲国家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条件,而且非洲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抉择本身也受到其赖以孕生的上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

  非洲国家民主巩固进程之所以长期滞留在“选举民主”阶段,以及非洲国家的民主质量反映在政体上之所以多为“混合政体”,与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滞后性是不无关系的。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量化研究也表明,非洲国家在转型后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均与贫困化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关于民主政治生成与存续的社会经济条件并非是科利尔的发明,他的贡献在于给出了一个“极端贫困”与“相对富足”之间的量化分界线,这个“临界值”是2700美元。科利尔认为,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下的国家,民主政治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甚至还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存续。国家贫困是经济落后的反映,它会影响教育和文化的普及率,也会制约社会整合和城市化进程。一般说来,贫穷国家民众的有效政治参与率较低,民主政治存活的条件也就越不充分,不幸的是,这也正是许多非洲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在科利尔列出的58个极端贫困国家中,非洲国家占到39个,(93)这个数字与非洲“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及“混合政体”国家的数量基本相吻合,应该说这不是简单的巧合。

  在所有支撑政治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中,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最重要的宏观指标。英国学者阿莱克斯·汤普森将非洲国家民主巩固面临的障碍罗列了7个方面:缺乏有实力的反对党;公民社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国家与执政党不分;族群矛盾与冲突;军人干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影响。(94)其中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当属经济欠发达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并且具有共通性,这些结构性条件越充分,其对政治民主化的正向推力就越大。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一组孤立或枯燥的统计数字,它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善非洲民众的生活水平,提升非洲国家教育的普及率及非洲人的受教育程度,进而引发非洲社会结构的转型。而伴随着非洲社会阶层的分化、公民社会的发展,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就会要求参与政治事务。(95)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变化又会传导到文化层面,催化文化变迁,这无疑有助于唤醒、培植非洲社会各阶层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文化,进而稳固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提升民主的质量。那么,非洲国家转型后的经济状况如何,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积聚足够的能量用以激发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政局趋稳,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渐出低谷,进入21世纪后非洲经济形势渐入佳境。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5%的高水平,并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96)比较研究也显示,21世纪的头10年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增幅较高的时期。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非洲经济年均增幅虽有所下降,但2010年至2018年的年均增幅仍保持在3%以上。按照比较政治学和西方民主化理论,经济持续维系中速或中高速增长对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无疑是有益的。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国情的特殊性,经济增长对提升民主质量的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因,一方面,非洲经济增长的红利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并未促成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明显变化。有2个指标可以印证这一点:其一,进入21世纪以来,各产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化不显著;其二,劳动力人口的产业分布同样也未出现明显的变化。(97)这表明,非洲多数国家依然是农业国,农业劳动者占非洲总劳动力人数的约60%,在有些国家(如马里、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尼日尔、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拉维等国)甚至80%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诚然,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居于世界首位,但这并非是由工业化促成的,而系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所致。城市化的畸形发展非但未能提高非洲的人口素质,由于城市失业率高居不下,反而加剧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化。总之,由于经济增长尚未促成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的转型,因而,经济发展并未催生出足够充分的用以提升民主质量的社会、文化条件。这表明现时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条件虽然对民主政治构成支撑,但其力度仍然不充分。

  除了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充分,以及政治精英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发生蜕变之外,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的进程还受到国家能力不足和政治发展次序紊乱等因素的影响。凡此种种都是造成转型后的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进退维谷、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实现民主转型30年后的今天,多数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仍滞留于“选举民主”阶段,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多为“混合政体”。西方民主化理论倾向于将“混合政体”归因于民主转型的失范,是由于转型不顺畅或不充分所致。实际上,这只是直观的表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混合政体”之所以成为非洲国家转型后的主流政体类型是由各国的结构性条件决定的,换言之,它与非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可以将“混合政体”视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特别是民主政体的一种“过渡现象”或“中间状态”,但“混合政体”存续时间的长短则要视非洲各国结构性条件演化的具体情况而定。存在的便有其合理性,就目前来看,非洲国家的“混合政体”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或许到21世纪中叶方可得以改观。

  非洲政治研究给研究人员带来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协调非洲政治研究与主流政治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主流政治学理论与非洲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协调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非洲民主化问题的学者大致由从事民主化理论研究和专司“地区问题”研究的两部分学者构成。这两部分学者对非洲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分析视角不尽相同。比较而言,长期耕耘“地区问题”研究的学者侧重于“国家”研究,并且习惯于站在历史视角、依托结构因素、运用功能方法来观察和解析非洲民主化现象;而从事民主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则侧重于“政权”研究,倾向于用既有的民主化理论、概念来解释或比对、校验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继而修正和丰富既有的民主化概念或理论。

  由于非洲本身的政治历史、政治传统和政治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所青睐的理论、方法、路径、视角或领域很难成为主流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双方在非洲民主化研究方面的分歧似乎尤为凸显。从时序上说,非洲处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末端,加之非洲在全球民主化运动中所处的“边缘位置”,这些因素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民主化研究构成了影响或干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各个阶段之所以频出“失范”现象,原因就在于,主流政治科学关于民主化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大多成型于非洲民主化实践之前,它们更多的是基于南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并没有充分考虑非洲国家的国情和经验,而非洲的历史和政治发展问题本身均有其自身的特性。因此,将这些成型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套用于非洲国家,难免会造成张冠李戴的结果。(98)如果将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实践经验也纳入主流民主化理论之中,那么,对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中频发的“失范”现象或许也就见怪不怪了,所谓的非洲“例外论”同样也就不复存在了。

  站在新旧国际格局转换、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乃至非洲国家系统性社会变革等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的综合视角来考察问题,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以政治多元化特别是多党制为特征的非洲民主化,既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结果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也是政治发展国际潮流和全球民主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既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其政治发展之路的持续过程,也是跨世纪非洲国家系统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上述观点既可作为非洲民主化进程的观察视角,同时亦可成为研判非洲民主化现状和走势的路径和方法。(99)从趋势上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条件的持续改善,新老政治精英代际交替的提速,以及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的变化,非洲政治发展的内外环境将趋于宽松,这些也更有益于非洲国家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自主地探索适合于本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权组织形式。

     注释:

  (1)1988年至1998年,笔者曾三次赴非洲工作,在塞内加尔、几内亚和贝宁度过了6年多的时光,其间适逢非洲国家的民主开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时期,也因此有幸成为非洲民主化运动的见证者。

  (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非洲民主化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难易程度不同,加之非洲国家众多,各国民主化的推进速率不一,因此各阶段的时间跨度上难以做出一个对每个国家都精准、适用的时间表,本文采取的变通方法是,在考虑大多数非洲国家情况的基础上,适当顾及那些在非洲大陆较有影响的国家。

  (3)鉴于非洲民主化内容广泛,而文章篇幅有限,本文叙事侧重于综合归纳,立足于反映非洲民主化的整体脉络。不过,为了比较具象地阐释问题,行文中也会穿插国别案例或给出国别案例的索引,但不做展开。

  (4)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Robert Buijtenhuijs et Ce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 d' Etude d' Afri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 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p.74.

  (6)Jennifer A.Widner ed,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193.

  (7)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frica 1958-1983,Addis Ababa,UNECA,1983.

  (8)《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舒展译,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59~61页。

  (9)谈世中:《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0)《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第61页。

  (11)World Bank,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An Agenda to Action,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1.

  (12)详见[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周玉渊、马正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344~354页。

  (13)World Bank,Sub-Saharan 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9; World Bank,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1.

  (14)Niandou Souley A.,"Economic Crisi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in Caron B.et al,Democratic Transtion in Africa,Ibadan,CREDU,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n,1992,p.379.

  (15)Nicolas van de Walle,Overcoming Stagnation in Aid-Dependent Countries,Washington,D.C.: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4,p.33.

  (16)[美国]凯文·希林顿:《非洲史》,赵俊译,中国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61页。

  (17)参见美国学者戈兰·海登教授向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非洲发展前景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非洲的政治改革历程:未来应汲取的教训》。

  (18)转引自[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周玉渊、马正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438页。

  (19)Ali A.Mazrui,"Ideology and African Politic Culture",in Teodros Kiros edited,Explorations i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Idertity,Community,Ethics,Routledge,2001,p.122.

  (20)World Bank,Sub-Saharan 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9; World Bank,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1.

  (21) Bayart,La problématique de la démocratie en Afrique noire:"La Baule,et puis après?",Afrique Politique,N°43,Octobre 1991,pp.5-20.

  (22)在非洲民主化进程开启30周年之际,法国《外交政策》季刊在2019年第2期以“非洲民主的曲折历程”为主题刊发了一组评论性文章。作为杂志的主办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配发了“卷首语”。See Politique étrangère,2019/2(té),pp.5-6.

  (23)[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7页、第112~113页。

  (24)关于西方因素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影响,亦可从日后西方大国特别是法国的政策调整给非洲政局带来的变化中得到反证。详见张宏明:《法国对非洲“多党民主”政策的沿革——兼论法非关系的发展前景》,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30~37页。

  (25)[美国]戈兰·海登:前引文。

  (26)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36页。

  (27)See Robert Buijtenhuijs and Elly Rijnierse,Democ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1989-1992: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Leiden:African Studies Centre,1993; Paul John Mare Tedga,Ouverture démocratique en Afrique noire,Paris,1'Harmattan,1991.

  (28)这是针对多数非洲国家而言的,而非涵盖所有国家。有些国家民主开启时间比较晚,如马拉维于1993年、乌干达于2005年才开放党禁。

  (29)徐济明、谈世中:《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45页。英国学者阿莱克斯·汤普森的统计虽然在一党制国家和军政权国家的数量上略有出入,但非洲国家威权政权的总数基本相当。参见[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前引书,第428~429页。

  (30)关于贝宁开启政治民主化的背景和缘由,See Philippe Noujienoumue:La démocratie au Bénin(1988-1993):bilan et perspective.Paris,L'Harmattan,1999; Théophile E.Vittin,Bénin:du《système Kérékou》 au renouveau démocratique,in Jean-Francois Médard,Etats d'Afrique noire-Formations,mécanismes et crise,Paris,Karthala,1991,p.96.

  (31)See Robert Buijtenhuijs and Elly Rijnierse,Democrat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1989-1992: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Leiden:African Studies Centre,1993; Paul John Marc Tedga,Ouverture démocratique en Afrique noire,Paris,l'Harmattan,1991.

  (32)“贝宁模式”的要旨就在于,在野的政治精英借助“内忧外患”所形成大高压态势,迫使执政当局同意召开由各派政治势力或社会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并以不流血的合法方式否定原有的政治体制,开启民主化进程。参见张宏明:《“贝宁模式”成败辨析》,载《亚非纵横》1998年第3期,第30~32页;Richard Banegas,Action collective et transi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la confrénce nationale du Bénin,Cultures et Conflits,N°17,1995/03,pp.137-175.

  (33)Richard Sandbrook,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Recove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88.

  (34)Kwame Nkrumah,Ghana: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7,p.164.

  (35)张宏明:《对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1期,第10~11页。

  (36)国际学术界关于非洲民主化影响因素的争议,不同于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内因、外因之间的关系,而系“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何者在非洲民主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以及功能分析与行为分析哪种方法更有助于解析非洲民主化问题。

  (37)E.Kalambay,Démocratie et multipartisme:la responsabilité de l'intellectuel African,Afrique 2000,5,mai 1991,p.55.

  (38)关于非洲政治精英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作为的国别案例,see Jean-Pascal Daloz ed,Le(non-)renouvellement des élites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Centre d'étude d'Afrique noire de Bordeaux,1999.

  (39)Patrick Quantin,Les élites politiques face aux transitions démocratiques,L'Afrique Politique,1995,p.277.

  (40)Cédric Mayrargue,Les élites politiques béninois au temp du Renouveau démocratique,in Jean-Pascal Daloz,Le Renouvellement des élites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Centre d'étude d'Afrique noire de Bordeaux,1999,p.36.

  (41)See Théophile E.Vittin,Bénin:du《système Kérékou》au renouveau démocratique,in Jean-Francois Médard,Etats d'Afrique noire-Formations,mécanismes et crise,Paris,Karthala,1991,p.96.

  (42)See Robert Dossou,La transition béninoise,Parlements et Francophonie,88-89,avril-juin,1993,pp.32-36; Robert Dossou,Le Bénin:du monolithisme à la démocratie pluraliste,un témoignage,in Conac G.ed,L'Afrique en trarnsition vers le pluralisme poluique.Paris,Economica,1995,pp.179-197.

  (43)See Robert Buijtenhuijs and Elly Rijnierse,Democrat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1989-1992: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Leiden:African Studies Centre,1993; Robert Buijtenhuijs et Cé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 d'Etude d'Afn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

  (44)[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前引书,第436页。

  (45)关于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相关情况,see Jean-Pascal Daloz et Patrick Quantin,Transition démocratiques africaines,Paris,Karthala,1997。

  (46)Richard Banegas,Retour sur une《transition modèle》:Les dynamiques du dedans et du dehores de la démocratisation béninoise,in Jean-Pascal Daloz et Patrick Quantin,Transitions démocratiques africaines,Paris,Karthala,1997,pp.23-94.

  (47)M.Pilon,La transition togaolaise dans l'impasse,Politique Africaine,49,mars 1993,pp.136-140.

  (48)C.Toulabor,La bataille finale du Général Eyadéma au Togo,Le Monde Diplomatique,mars 1993,pp.18-19.

  (49)See Robert Buijtenhuijs et Cé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 d'Etude d'Afri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pp.9-35; Jean-Pascal Daloz et Patrick Quantin,Transitions démocratiques africaines,Paris,Karthala,1997;徐济明、谈世中:前引书,第58~117页;[英国]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第四版),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249页。

  (50)关于各类“政治行为人”在非洲民主化中扮演角色的相关文献,see Robert Buijtenhuijs et Cé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d' Etude d'Afri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pp.42-81.

  (51)相对应的国家有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比绍、喀麦隆、肯尼亚、几内亚、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津巴布韦、赤道几内亚、塞舌尔、南非和突尼斯等国。

  (52)相对应的国家有贝宁、加蓬、尼日尔、马里、刚果(布)、乍得、多哥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53)相对应的国家有赞比亚、佛得角、马拉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

  (54)相对应的国家有埃塞俄比亚、刚果(金)、乍得、索马里等国。

  (55)相对应的国家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

  (56)Robert Buijtenhuijs et Cé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 d'Etude d'Afri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pp.12-33.

  (57)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Hybrid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 Larry Diamond,"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2,April 2002,pp.21-35.

  (58)[意大利]阿尔贝托·迈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李福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5页。

  (59)[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前引书,第428~429页。

  (60)Adrian Leftwich,"Governance,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4,No.3,1993,p.606.

  (61)Robert Buijtenhuijs et Céline Thiriot,Démocrat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1992-1995:un bilan de la littérature,Centre d'Etude d'Afrique Noire.I.E.P.,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Centre d'Etudes Africaines,Leiden,Pays-Bas,1995,p.67.

  (62)Patrick Quantin,Les élites politiques face aux transitions démocratiques,L'Afrique Politique,1995,p.277.

  (63)Ibid.,p.284.

  (64)Ibid,p.280.

  (65)参见[美国]斯蒂芬·列维茨基、大卫·科利尔:《“带形容词”的民主:比较研究中的概念创新》,欧阳亮、辛伟刚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4期,第30~38页。

  (66)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67)Andreas Schedler,"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9,No.2,April 1998,pp.91-107.

  (68)Guillermo O'Donnell,"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 2,1996,pp 34-51.

  (69)Georg Sorensen,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Third edition,Westview Press,2008,p.54.

  (70)Larry Diamond ed,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1999,pp.73-77.

  (71)[美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46页。

  (72)[意大利]阿尔贝托·迈克里尼:前引书,第54页。

  (73)[瑞典]斯塔凡·L.林德伯格:《非洲的民主与选举》,程迈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5页、第138页。

  (74)1991年索格洛在首次多党选举中当选总统;1996年克雷库在换届选举中击败索格洛重新执政并于2001年蝉联;2006年亚伊在大选中获胜并于2011年蝉联;2016年塔隆成为贝民主化后的第四位总统。

  (75)Thierry Vircoulon,La démocratisation《post-conflit》en Afrique centrale:les causes d'un échec,Dans Politique étrangère 2019/2(té),pp.37-48.

  (76)See Gabrielle Lynch & Gordon Crawford,"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1990-2010:An Assessment",Democratization,Vol.18,2011,pp 275-310.

  (77)[瑞典]斯塔凡·L.林德伯格:前引书,第2页和第4页。

  (78)关于非洲政治民主化的积极方面,参见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96~100页。

  (79)Pierre Nzinzi,La démocratie en Afrique:l'ascendant platonicien,Dans Politique Africaine,N°77,2000/1,pp.72-89.

  (80)Andreas Schedler,"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9,No.2,April 1998,pp.91-107.

  (81)2006-2018年的数据,see 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2018,2019,pp.41-45。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将威权政体也纳入了混合政体之中,其理由详见张宏明:《国际社会对非洲政治民主化看法的述评》,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3页。

  (82)关于这些问题或缺憾更为详细的描述,参见张宏明:《非洲政治民主化:背景、进程、问题和缘由分析》,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123页。

  (83)Antoine Glaser,De la démocratie à la démocrature familiale en Afrique,Dans Pouvoirs,N°169,2019/2,pp.107-116.

  (84)Hervé Maupeu,Chronique bibliographique:Une nouvelle sociologie des partis politiques en Afrique? Lectures critiques,Dans Politique Africaine,N°14,2016/4,p.181.

  (85)[英国]穆什塔克·H.汗:《转型治理中的制度:非洲的教训》,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第25~26页。

  (86)Traore Bakary,Pour une approche non-partisane de la démocratie en Afrique,Afrique 2000,9,mai 1992,p.31.

  (87)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97页。

  (88)Patrick Quantin,Les élites politiques face aux transitions démocratiques,L'Afrique Politique,1995,pp.277-285.

  (89)Pierre Nzinzi,La démocratie en Afrique:l'ascendant platonicien,Dans Politique Africaine,N°77,2000/1,pp 72-73.

  (90)Claude Ake,"The Unique Case of African Democracy",International Affairs 69,No.2,avril 1993,p.240.

  (91)关于非洲的政治发展与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参见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5页。

  (92)张宏明:《对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1期,第10~11页。

  (93)[英国]保罗·科利尔:《战争、枪炮和选票》,吴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224页。

  (94)[英国]阿莱克斯·汤普森:前引书,第442~463页。

  (95)[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96)参见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http://m5cpzqssc.333bbin.com/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9,2020-09-26。

  (97)AfDB,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8,2018,pp.7-8.

  (98)Mamoudou Gazibo et Céline Thiriot,L'Afrique en science politique,in Le politique en Afrique:tat des débats et pistes de recherché,Sous la direction de Mamoudou Gazibo et Céline Thiriot,Editions Karthala,2009,pp.13-15.

  (99)关于笔者对非洲民主化的评价,参见张宏明:《国际社会对非洲政治民主化看法的述评》,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8~174页。

作者简介

姓名:张宏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陈茜)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新国际.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m5彩票重庆时时彩
网站地图 gt彩票斯洛伐克 m5彩票上海11选5 gt彩票斯洛伐克28
百乐门电子游戏 申博太阳城直营网 太阳城电子娱乐游戏 申博代理网址
博彩公司推介 博彩网站评级 ag老虎机代理最占成 大世界网址登入
gt彩票腾讯分分彩 m5彩票北京快乐8 m5彩票东京28 m5彩票东京28
m5彩票QQ分分彩 m5彩票加拿大28 m5彩票分分彩 m5彩票加拿大28
44sbmsc.com 898jbs.com 585sj.com XSB592.COM 175psb.com
1112127.COM 57XTD.COM 1112936.COM XSB7777.COM 600xsb.com
8ATSS.COM 777sbmsc.com XSB3333.COM 1188DZ.COM S618R.COM
XSB887.COM 8NTS.COM 116DC.COM XSB878.COM S618Y.COM